2008年9月15日，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随之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从最初的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已给世界经济及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教授。

　　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次贷本身

　　记者：此次危机从最初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逐步演变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其中雷曼兄弟的倒闭已经成为公认的转折点。请问雷曼破产是如何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危机的呢？

　　丁志杰：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及专家学者对危机的成因进行了许多反思，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开始着手进行修补。然而，目前对危机的认识和所做的工作尚未完善，仍有一系列问题有待思考解决。

　　本轮危机的蔓延速度之快、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之深，都是当初人们始料未及的。华尔街说，造成危机迅速扩散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救市措施的摇摆与反复。先不救贝尔斯登后救“两房”，不救雷曼又救美国国际集团(AIG)，其态度的反复无常将恐慌传递给了整个金融体系。很多人也都这么跟着说。其实这是一种误导。事实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府就已对此次危机的必然性和严重性有所认识。早在2006年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伯南克和资深华尔街风云人物保尔森相继出任美联储主席和美国财政部长之时，就早已为后来美国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埋下了伏笔。甚至保尔森在他的谈话中就明确地表示，“我这个财长就是来处理危机的”。保尔森在华尔街工作了一辈子，而且仅是担任高盛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就有7年的时间，他不可能不清楚让雷曼倒闭会引发什么后果。

　　我认为，美国不仅做了错事，而且干了坏事。“太大了以至于不会倒(Toobigtofail)”，是金融界不成文的观念。雷曼的破产动摇了这一观念，恐慌开始弥漫。华尔街前一天就知道了雷曼要破产，所以，恐慌的是华尔街以外的世界各国金融界。为了自救，各国金融机构开始集体行动，采取不作为的方式与政府进行博弈。不作为就是大家都不做交易。金融机构不做了，市场瞬间崩溃，表现为流动性突然枯竭，从而触发全球金融海啸。正如美国人所言，一旦海啸来临，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过去别人都隔岸观火，触发金融海啸后所有人都成为其中一分子，美国的危机变成了世界的问题。因此，正是美国人熟知金融业潜规则，所以能够利用市场达到自己的目的。

　　记者：如果说雷曼的破产是美国政府有意为之，那么，它给美国带了何种利益？又是否有负面影响呢？

　　丁志杰：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次贷本身。危机爆发前次贷的规模是6000亿美元，但危机引起的损失却远大于此。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4月IMF估计损失达到4.1万亿美元，而且这还仅是保守估计；2008年全球财富缩水50万亿美元，发达国家投入的救市资金超过了10万亿美元。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海啸再到世界经济衰退，危机的蔓延是美国政府利用华尔街的错误和华尔街一起绑架了世界。而美国在闯下弥天大祸后却躲到了幕后，迫使全世界不得不为其错误埋单。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首先是美国政府的不道德行为助长了美国金融机构的道德危害，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也开始与美国政府博弈。今年初奥巴马政府发布了针对华尔街高管的限薪令，以避免接受政府救援的金融机构高管薪酬过高。然而，此规定一经颁布便遭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强烈反对，部分机构甚至表示要偿还政府贷款以摆脱限制。面对这种现象，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开始转变，由开始的气愤不平转为现在的模棱两可。尽管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底通过了一项有关金融企业管理层薪酬标准的新制度，但鉴于现状，该制度能否真正执行仍不容乐观。而有意思的是，华尔街的理直气壮和政府的唯唯诺诺也说明，前者的有些选择并非完全是自愿为之，有时也是服从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其次，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被动救助也使得道德风险扩散到了除金融外的其他领域。如美国汽车业三巨头纷纷申请政府救助，次贷借款人有钱不还等，种种现象层出不穷。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雷曼兄弟破产一周年之际发出承诺，将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同时谴责金融机构过度从事风险活动的行为。然而，此改革方案遭到了来自银行、监管机构和国会等各方面的反对，前途未卜。

　　适度且有效的监管是防止危机扩散的有效措施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到90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再到最近的全球金融海啸，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肆虐频频。而这些危机的爆发都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金融体系的监管缺失与不足。是否需要加强监管？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呢？

　　丁志杰：这个答案是肯定的。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尤其是欧美掀起了一股“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各国纷纷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追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在金融的安全与效率两个目标中过分强调后者的重要性，也埋下了危险的隐患。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问题。在当下危机中流行一种说法，即“银行出问题了政府肯定会救”。这等于说银行做了错事情不用承担全部后果，为不道德行为留下了隐患。各国建立的“金融安全网”，实际上就是对金融业的保护和补贴。既然政府出钱出力了，就必然有权利对其进行监管。适度且有效的监管也是防患未然，稳定金融秩序，防止危机扩散的有效措施。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促进全球监管合作已形成共识。G20第一、二工作组分别就加强合理监管与提高透明度、强化国际合作与推进金融市场一体化进行讨论并提交报告。伦敦峰会重要成果之一——《增强金融体系宣言》体现了各方就加强金融监管所达成的共识，并基本确立了全球金融监管新框架。宣言在加强金融监管，扩大监管范围，合理化薪酬制度，改进会计准则，打击避税天堂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美国和欧洲也相继推出了自己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尽管国情不同，但是欧美在监管改革的方向却十分一致：强化微观审慎监管，将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工具和市场纳入监管范围；引入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微观审慎监管的补充；强调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无不反映出各国对金融体系监管的日益重视，也代表了未来全球监管的改革方向。

　　记者：G20峰会在金融体系改革方面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在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未来宏观审慎监管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呢？

　　丁志杰：G20峰会提出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存在；二是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倒闭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雷曼兄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我担心的一点是，大家总结出来的是错误的教训，那就可怕了。事实上，这个问题可以拓展到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政府在经济金融中的作用。过去人们认为政府仅是金融机构的保姆，为金融发展保驾护航；而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政府应适当介入金融体系活动，调整金融运行的规则。政府的介入会改变市场运行，往何种方向演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未知问题。

　　G20工作组报告中提出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不意味着对原有微观监管框架的推翻，而是在后者基础上考虑到整个金融系统稳定性而进行的补充。工作组提出的原则和建议有：所有的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机构或者标准制定机构在授权范围内都应考虑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每个国家针对自身情况建立一个权责清晰的机制和有效的全球平台，从而对各国金融机构的系统风险进行评估，并且进行政策协调；一国金融当局应当采用宏观审慎性工具来应对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美国在6月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中提出，要新成立一个金融服务管理理事会来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欧盟则在宏观层面上组建了一个“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与微观层面上的欧洲银行监督局、欧洲保险监督局和欧洲证券监督局一起，加强欧洲金融体系的监管。

　　危机是经济金融发展的分水岭 也是经济金融理论的分水岭

　　记者：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未来经济理论领域内的研究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丁志杰：危机是经济金融发展的分水岭，也是经济金融理论的分水岭。危机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特别是提供了大量反思已有理论缺陷的证据。正如上个世纪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一样，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必将带来经济金融理论的又一次革命。在危机之前，政府和经济学家们过分地相信了市场，认为市场上的投资者、投机者和套利者都是理性的，因此将引导市场理性，而这却忽略了“合成谬误”的影响。所谓的“合成谬误”，即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尽管每个局部和个体都达到了最优的状态，但经过加总之后的整体却不一定能继续保持最优的状态。况且市场中本来就存在着种种非理性的因素，如何将这些因素考虑到经济理论和模型当中，将其作为未来理论的假设条件之一，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完成它也并非不可能。物理学中对无规则布朗运动的研究为统计力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因此要研究金融经济理论中的这一问题，也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基于统计规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建立有效的桥梁，可能会成为解决该问题的一种思路。

　　记者：目前的全球金融形势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和启示？

　　丁志杰：危机是危与机的结合，危机成为机遇的前提是变革。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受损情况较为缓和，也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然而，这并不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强大到能免受冲击影响；相反，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较低，金融发展水平不高，金融创新不足所致。因此，我们也必须把握机遇，跟随改革的浪潮，在促进国际金融秩序改革，提升话语权的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国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从而能增强自身实力，抢占发展的先机，使此次危机真正成为提升我国金融和经济竞争力的转折点。(记者柳立)

　　丁志杰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研究发展金融与国际金融。2008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兼任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中国投资学会理事，北京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