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力量是中国在其总体战略中最为强调，也是最先实现突破的崛起力量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中国重返世界舞台是近二三十年来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暨布兰登堡科学院院士赫尔佛里德·明克勒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如此不同凡响，“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正如中国在19世纪中叶遭遇的那样的——帝国，能够成功地重返大国之列”，而且重返过程“发生得悄无声息”。

　　作为德国当代最受关注的政治学者之一，明克勒教授把这归因于“首先是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崛起过程可以说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发生了……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政治实力，更不是军事实力，而是经济实力。”

　　的确，无论是从新中国60年的角度、还是从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史的视野观察，中国力量最令世界瞩目的一面，无疑是经济强劲增长、创造财富重振国力的演进。对此，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以《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前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增长与发展中心荣休教授安格斯·麦迪逊，用两组数据揭示了其惊人之处：

　　“中国在之前的近两千年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在1840年-1950年，中国GDP从占世界总量的1/3降到了1/20。”麦迪逊按照自己的方法测算，经过60年一代人的努力，中国从1952年的占世界比重5.2%迅速回升到了2003年的15.1%，仅次于美国的20.6%。

　　对于这样一次壮阔的经济复兴，国家统计局用更为严谨的数据作了描绘：

　　新中国60年来，GDP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推动中国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到世界第3位。1952年，中国GDP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改革开放后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1961-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6%，而中国1979-2008年年均增长9.8%，快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6.8个百分点。

　　更直观地讲，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6.4%，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

　　“金钱和物质资源是一种可以转换的力量形式，可以购买强制能力，可以传递理念力量，可以增强吸引力，可以提供传播观点的方式。”作为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蓝普顿高度重视经济力量在中国正在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在1978年后由于强大的经济表现而获得了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使其他国家产生了与中国合作的动力，并促发了中国的理念力量，增加了中国的吸引力。”

　　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力量是中国在其总体战略中最为强调的形式。”

　　“MADEINCHINA”冲击波

　　经济力量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就是市场。13亿中国人口构成的市场，是任何一位规模生产的商品制造者所无法拒绝的投奔方向。

　　中国消费品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52年的27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08487.7亿元，增长390.7倍，年均增长11.3%。而且，60年来，不论是城市市场还是农村市场，都表现出持续兴旺活跃的运行态势。

　　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落实，增强了中国社会的购买能力。中国居民的消费已开始由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转变，以居住、交通通信为代表的住、行类消费，已逐渐成为消费升级后的市场热点。

　　对此，蓝普顿分析说，“中国发展中的广阔市场以及它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购买意愿，给予北京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用大量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方式支撑其他国家经济的能力。”最新的案例就是，当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轮胎特保案”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普吕萨的说法，“美国借助轮胎特保措施每保住一个就业岗位，结果将会损失25个就业岗位。”

　　“全球500强的公司都在积极谋求在中国市场保持竞争性。”蓝普顿认为，“如果在公司层面和国家层面不能保持良好的对华关系，这些公司就会丢失中国订单，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将会使其全球竞争力大大下降。”

　　不过，市场影响力最令人瞩目的一面，还是2001年入世后爆炸性的“卖方力量”，中国的劳动力完全参与了全球产业转移过程，“MADEINCHINA”成为中国崛起最鲜亮的标志。

　　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仅是潜在的市场。相当长时间里，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各执一端——弱小的中国企业立足农村市场做低端，而跨国公司专注于沿海城市的中高端，低端产品领域内中国企业间残酷的价格厮杀并未波及后者。但随着中国市场的饱和，低端领域残酷的价格战迫使活下来的中国企业选择往高端突破，跨国公司发觉他们在中高端领域受到中国企业的挑战。

　　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总裁、国际商务及战略学博士曾鸣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在这个过程中，新兴中国企业开始了成本创新——不再是简单地低成本生产服装、鞋帽等低端产品，而是进入了附加值更高的领域，用低成本生产高科技的、个性化的或专业化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等。同时，在传统行业内，中国企业快速从生产向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环节扩张。”

　　在旧的游戏规则中，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国际市场上的老牌玩家们只在那些愿意为高价付费的部分市场推出新技术，然后逐渐把这种技术转移到价格较低的规模市场上。但全球化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机会，他们运用高科技来削减成本，并大大提高大众市场现在希望购买的各种产品的经济价值。他们的成本创新截断了老牌玩家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加速把高科技引入大众市场。

　　于是，竞争的成败集中在性价比上。这样的中国故事在各个产业领域内一再上演。受益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发动的成本革命，让所有人都被压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生存。此时，他们已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动力，新的游戏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曾鸣说，“任何一个技术，只要中国企业做出来了，跨国公司就必须大幅降价，否则它们将失去市场。”

　　2002年，日本松下公司在企业发展战略中写道，“不能在中国取胜，就会在全球败北。”

　　力量的六大源泉

　　事实上，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和本世纪令全世界经济学者最着迷的话题之一——“中国奇迹”，短短60年间，中国从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不经意间”变成了耀眼全球政治经济舞台的一员，秘密何在？对此，《瞭望》新闻周刊在与权威专家交流中发现，六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奇迹”的关键。

　　其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对此分析说，“中国1978年之后的经验常常被描绘成经济自由战胜政府监督、市场战胜计划的典型”，当然市场激励的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个标准忽视了一个核心要点：中国的政策并非只是大爆炸的"华盛顿共识"改革的一种渐进的或更加务实的版本，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其特点是，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措施可行或不可行，需要在具体背景和过程中寻找解决方案。

　　因此这种模式的鲜明特点是：经济改革需要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分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的方法，而不是开列无所不包、细目清单式的方法；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作出准确诊断并集中力量加以解决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进行试验和政策创新；对于那种普适性、“最有做法”式的改革药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保留和运用政策手段，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促进多元化。

　　其二，持续连贯的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的主题，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沿海扩展到内陆，从经济领域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其间出现过挫折或失误，但旨在提高生产力和市场效率的政策坚定而深刻，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各自推动的国家政策，从战略角度来看，不但前后一致，而且是继承关系上的不断推进和完善。特别是前30年的政策震荡，尤其凸显了后30年政策连贯持续的重要和可贵。

　　其三，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大量的储蓄和富有成效的投资是高速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尽管国内外不少人士对中国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非议甚多，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投资拉动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增长推动因素，需要改变的是投资的效率，而不是否认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2007年我国投资率达到42.3%，储蓄率达到51%，其间近9%的差距说明潜在的投资增长仍然很大。而且，这种潜力还在增强。目前，我国的各类储蓄存款已接近50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由文化习惯和发展阶段所决定，我国的国内储蓄可望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高水平。

　　其四，对经济发展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个世纪90年代后，经过前期工业化的积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并逐步由制约发展的瓶颈转变为促进发展的推进器。比如，到2008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第二大高速公路国，电话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居世界第二位，等等，大大优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度、广度和潜力。

　　其五，强大而雄厚的人力资本。目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2021万人，比1978年增加1935万人。1978-2008年累计毕业普通本专科毕业生3521万人，研究生210万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仍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继续存在并得到质的提升。

　　其六，繁荣而活跃的多种所有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国有经济实现了从绝对垄断到合理布局的战略性调整，非公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所有制结构实现了从国有经济的一花独放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国企数量在减少，但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却进一步增强；非公经济得到迅速发展，2007年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68%，解决了75.7%的就业。其中，30年来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

　　年初，当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1979-2008年年均增长9.8%时，上世纪90年代初曾为俄罗斯改革开出“休克疗法”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师杰佛里·萨克斯感慨地说，“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自1434年郑和船队解散)。”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