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无论是民进还是国进 公众只能拾残羹冷炙

　　在当前经济领域中，最大争议莫过于“国进民退”。就连国家发改委也似乎有点坐不住了，针对4万亿元投资执行中是否带来国进民退的质疑，相关负责人反驳称投资计划是“与民兴利”而非“与民争利”，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10月28日《每日经济新闻》)

　　“国进民退”争议主要是从山西矿产资源重组开始的。在批评的一方看来，“所谓整合，其实是全面收编民营煤矿的同义词。国有或国有控股煤矿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在辩解者眼里，“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而是属于优进劣退或大进小退”。

　　不过，虽然对是否“国进民退”的判断有异，但对“国进民退”的态度却很一致，即使为山西煤炭整合辩护的人也未宣称，“国进民退”是个好东西，在经济体系中就应该以国有企业为主导。

　　“‘国进民退’不是个好东西”，这无疑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判断。国进民退，首先容易让人想到效率低下，其次则如陈志武教授所说，“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治水平就越低”。

　　然而专业归专业，多数未曾研习经济学的民众对事情的判断，往往只能依据直觉、经验、现实的利害得失。他们怎么看“国进民退”？《南方周末》刊发的《煤老板们的产权也应受到尊重》一文中如是表述，“煤老板的遭遇没有激发公众的同情，人们对于国有大煤矿与煤老板们之间的产权争夺抱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一句‘山西不要带血的GDP’就足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剥夺煤老板的产权。”

　　或者出于专业判断，或者由于其它原因，精英人士在为“国进民退”忧愤不已，在为煤老板的权益大声疾呼，仿佛即将天塌地陷，而公众却全不当一回事儿，丝毫不觉得这与自己的生活有关。这是为什么？公众为何对“国进民退”如此漠然？

　　也许一条新闻有助于帮助人们理解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近日披露，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较低，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7071元，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58.4%。在我们看来，这条新闻已经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答案：不论是在“国进”的盛宴上，还是在“民进”的狂欢中，公众都仿佛是拾取残羹冷炙的人，又怎能指望他们去关心谁退谁进？

　　中国的事情总是循环反复。在早先的那场“民进国退”中，公众少了些束缚，同时也失去了原有体制所提供的一些保护，这种阵痛非精英人士所能体味。现在又来了“国进民退”，不论精英人士教导他们对此应抱什么态度，但生活的经验和逻辑自然催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民进国退”没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国进民退”又能坏到哪儿去呢？

　　精英人士不希望公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俯视煤老板，因为即使有道德瑕疵也不应影响社会对其权益的尊重。且不论这种态度是否正确，态度之外还有情感。从情感角度来说，在前一轮“民进国退”中，包括煤老板在内的私营业主们已将道德资源损耗殆尽，现在“国进民退”了，又来要求公众对其遭遇同情和呐喊，公众会如此矫情吗？

　　“国进民退”争议的口水多了点，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倒扑面而来：我们的私营业主们是否应该从公众的这次漠然中吸取一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