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备受争议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没有再表现出往日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是强调了汇率问题的复杂性,并且没有再出现有关中国汇率政策“根本性失衡”的措辞。
IMF的“温和”转向,加之日前原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擢升央行副行长、即将任职IMF副总裁的消息,一向习惯于看欧美脸色行事的IMF,看来是要打破老规矩了。
中国面孔现身IMF高管层已是无疑。“在推荐人选上,苏宁(央行第一副行长)、金琦(央行办公厅主任)都曾经是考虑人选,但最终确定为朱民。”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朱民的身份,将在明年1月召开的IMF执董会议上最终明确。
IMF需要中国面孔
中国银行副行长官员序列为正司局级,而央行副行长为副部级。这一被金融界业内人士直言“此前没有惯例”的升迁背后,朱民的下一步其实已经十分明了,那就是IMF副总裁。
作为IMF来说,是苏宁还是朱民,抑或是金琦,其实都一样,他们关注的是“China”。 G20峰会期间, IMF总裁卡恩就表示,他支持提高中国在IMF的发言权。目前中国在IMF的SDR(特别提款权)份额及投票权分别为3.72%、3.66%,而美国则分别占17.09%、16.77%。
业内人士表示,卡恩允诺支持提高中国在IMF的话语权,更多是一种顺势而为。在全球流动性短缺的危机时代,IMF2500亿美元的资本金,根本就是捉襟见肘,对金融危机的干预能力明显不足。而增资扩大贷款基金的当口,中国和其他有巨额美元储备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态度至关重要。
2009年8月至9月,IMF向成员国分配了规模相当于283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8月份,中国宣布增加104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9月2日,中国与IMF签订协议,认购价值500亿美元由IMF发行的债券。此外巴西和俄罗斯也有意购买100亿美元的IMF债券。
中国面孔若能够现身IMF高管层,既是全球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肯定,也是IMF需要中国强力支持的表现。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会长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最近越来越清楚,许多国际机构如今离开中国就无法运转。”
金融危机契机
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IMF实际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
作为二战后成立的协调国际金融合作与维护金融稳定的国际领导机构,IMF在当今全球化经济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但金融危机的爆发,IMF和国际金融协作机制再次成为历史焦点。
众所周知,60多年来,IMF和世界银行一直由发达经济体掌控。IMF的许多重要决策,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需要理事会85%的票数通过。因为美国一家的投票权都在15%以上,其在诸多重大问题上等于享有一票否决权。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评价IMF实施的援救行动:“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但这次金融危机无疑使得华尔街精英的神话破灭,IMF的“唯美”语调也只能“哑火”。
“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更有力量的国际金融领导机构,化解目前的金融危机,并且防止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已是共识。”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
在IMF现任总裁卡恩的设想中,IMF将会成为一个某种形式的“全球性央行”。 但IMF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领导层构成,却一直以来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痛。在长期非正式政治协议下,IMF总裁职位一直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行长则由美国提名。
也许正是因此,在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新命题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话语权的战略意义
在IMF改革中,治理模式、投票权的分配以及任命权威怎样形成,是多数新兴国家关注的事情。在世界金融需要中国时,中国同样需要世界金融的主要参与者给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保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认为,我们在IMF框架下所争取到的主导权,就是要站在广大新兴市场的立场上争取更多的伙伴来共同维护大家辛辛苦苦所创造的外汇储备的价值。
在国际金融组织中谋求话语权的重大意义,仅从IMF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就能一窥而见全貌。2007年,IMF在美国的推动下对其1977年的汇率监督政策框架作出调整,新增所谓的“第四原则”条款,即要求成员国确保其汇率政策不会引发“外部社会的不稳定”。
IMF在成员国汇率问题上拥有更大话语权之后,给中国的汇率贴上“根本性失衡”的标签,便成为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一根大棒。
国际形势风云际会,在“美国、中国和IMF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处理”的现阶段,日前IMF主动修改了监管成员国汇率的方式,并承认通过贴标签评判汇率政策的做法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一直呼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下IMF因而必须进行改革的特殊时期,中国能够在国际金融组织领导层中谋得席位,意味着在追求提高国际金融地位的道路上,中国又踏出了实质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