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改革战略性提速

　　产业结构升级是投资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投资结构变动必须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有利时机

　　2009年中，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已率先扭转困局，全年“保八”增长任务基本无虞。随即，结构改革被提到一个突出层面，并迅速演变为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学界到产业界的广泛共识和共同行动。

　　8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重点研究部署抑制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会议强调，“要坚持控制增量和优化存量相结合，分类指导和有保有压相结合，培育新兴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相结合，市场引导和宏观调控相结合，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标准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协调产业、环保、土地和金融政策，形成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合力”。

　　对于这次会议，《香港经济日报》解读为，标志着经济政策正式由以“保增长”为主，转向更着重“调结构”，对中长期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10月中旬，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期间多次强调，必须痛下决心，狠下功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为当前保增长提供强有力推动，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地方政府也显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强烈决心。上海市委、市政府已形成共识，即使“要牺牲一点经济增长，也服从于结构性调整”。而产业结构比较重的山西省，上半年顶住了GDP负增长的巨大压力，努力推进一场涉及面极广和错综复杂的煤炭产业大整合。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更加注重调结构、更加注重增加经济发展的空间、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2010年中国经济的亮点将出现在调结构上。

　　难以回避的结构调整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从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和世界经济有可能因此而陷入低迷，我国出口导向模式及由此形成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模式将面临挑战。危机调整期以至未来，我国经济必须逐步转向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

　　朝向可持续发展的结构转型，无疑首先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事实上，过度依赖投资和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一场决定性战役，结构改革也是解决当前资源环境突出矛盾、实现节能减排的根本途径。

　　但结构改革绝不简单，将是一场痛苦和漫长的蜕变过程。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呈现越来越重的趋势。2001-2008年间，我国3次产业投资结构变动显著。第一产业投资年均增长33.4%，高于全国投资增速，比重变化不大，保持在1.2%左右。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31.4%，比重由2001年的31.2%上升到2008年的43.9%，提高了12.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上升最快，由17.3%上升到31.3%；第三产业投资年均增长23.1%，比重由67.2%大幅下降到54.6%，下降了近12.6个百分点。

　　尽管国家严控钢铁、电解铝、水泥、电石、焦化、铁合金等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投资，但近年来这些行业投资热度仍然不减，导致产出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使本已脆弱的资源与环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的单位产值能耗是美国、德国、日本的5.2倍、7.9倍和8.5倍，是巴西和印度的2.8倍和1.6倍。这反映出中国的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能源利用效率很低。

　　在重化工业投资和产出扩张的同时，我国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到2008年底，我国有近1/4河流的监测断面超过劣V类水体，流经城市的河段污染尤为严重，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3/4在中国，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

　　这些难以回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凸显了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极度紧迫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侯永志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暴露了旧的发展方式的缺陷，进一步凸显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凝聚了全社会关于加快结构调整的共识，进一步增强了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也为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例如：一些重要的资源产品价格的下调，就为让市场在资源产品价格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更大的可能，而资源产品价格的合理化正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可或缺的前提。

　　亟需提升技术进步贡献率

　　国家发改委投资所刘立峰研究员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投资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投资结构变动必须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未来投资重点的变化具有决定的作用。把握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向也就掌握了投资结构的未来走向。

　　早在1988年9月，邓小平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近现代经济史已经充分证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主要不是由物质资本的积累驱动，而是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

　　但在追求技术进步方面，我国企业还需增添几十倍的努力，而制约科技创新的机制体制难题也亟待破解。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普遍不重视技术和研发投入，更多地依靠行政性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有自身产品优势、品牌优势、技术优势的国有企业很少，其中不少企业的业绩靠的是行业红利、资源红利和政策红利，而非技术红利和管理红利。低成本出口导向政策也使我国投资结构更多地按照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体系进行调整，资金投向主要集中在中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领域”。

　　目前，我国高技术出口的80%来自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高新技术基本上被他人所垄断。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在我国的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不到3%，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而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总量的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长很快，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重要产业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而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升反降，原因是技术研发投资不足，“当规模扩张比技术投入更容易获得收益保障时，技术进步的作用被忽视了”。

　　2009年上半年我国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杨瑞龙认为，产业振兴并非简单的数量扩张，而是内含着结构调整——不仅要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来治理产能过剩问题，而且要通过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力度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10月，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石秀诗指出，“2009年908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中，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投资占比约为5%，其中，技术改造专项资金（200亿元）占比仅为2.2%，投入明显偏低”。

　　宋立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目前保增长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各级财政应及时将政策支持重点转移到调结构方面来，要加大与产能调整密切相关的设备投资的支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直接指出和投资补贴，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和补贴。

　　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刘立峰研究员认为，未来产业结构升级面临三大趋势。

　　一是产业结构软化。整个产业结构的软化，即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对下降。各产业内部的软化，由于高新技术日益广泛地渗透于各个产业部门，使各产业内部的技术含量增大，传统产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升级换代。

　　二是产业结构知识化。当今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产业结构正由过去的刚性结构逐步向柔性结构转化，即由重型化生产技术结构向知识化结构转变。以此为特征的知识型服务业包括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加。

　　三是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化。在工业结构中，出现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转向以加工、装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原材料工业增长速度慢，比重下降，加工工业增长速度快，比重上升。由此导致，产业的加工度和附加值必然越来越高，产业结构中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必然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

　　刘立峰认为，未来产业政策仍将沿着“有保有压”的方向发展。

　　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大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制造业大国，但是制造业的产业层次与综合效益不高，部分行业生产能力严重落后与过剩。因此，国家将会采取一系列产业控制政策，严格控制“二高一资”产能扩张，实现“严格控制总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重点提高技术装备、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资源利用率等市场准入条件，严格用地标准，控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扩张，重点控制有色金属、钢铁、石化等“二高一资”部门以及轻纺、船舶等产能过剩部门新增生产能力的扩张，如石化行业会严格控制甲醇、烧碱、纯碱等产能过剩行业项目建设和炼油乙烯项目新布点等等。这意味着上述地方热衷发展的部门的增量扩张空间将会非常狭小。

　　国家将在电子信息、石化、装备制造、汽车、物流、新能源等具有带动性与影响力的产业领域，实施国家财政支持的重点建设项目或示范项目，包括电子信息产业的集成电路升级等工程项目，物流领域的多式联运和转运设施等重大工程项目，汽车领域的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项目，新能源领域的核电、风电、垃圾发电等重大项目，石化领域的在建炼油、乙烯等重大项目，装备工业领域的各行业重大装备和基础零部件项目、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的重大项目等。这意味着国家将通过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打造强劲的增长引擎。

　　9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考察中科院长春光机所时指出，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孕育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萌芽。要顺应潮流，发挥优势，吸引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促进科技和产业融合，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带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深化改革是根本之计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内外需、投资和消费、3次产业等诸多结构矛盾的深层次问题。

　　据统计，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是45.68%。聂高民指出，这个数字已涵盖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如果扣除这个庞大群体，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5%。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约有1.3—1.5亿人，“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化产值，但没有形成相应的消费。原因是农民工的根不在城市，工资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走低，很难形成与生产相对应的消费拉动作用，导致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滞后”。

　　聂高民认为，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不是圈地造城，而是在于人。“如果破解一些体制问题，加快城镇化步伐，将大大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快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还会倒逼出口结构的提升。随着新市民（农民工）薪酬水平、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务份额的提升，一些低端产业自然难以持续，将有一个产业升级过程”。

　　宋立认为，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十分必要。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在增值税转型的基础上改革营业税，将营业税并入增值税，从而促进各类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改造投资。

　　对于地方政府主导的重复建设问题，宋立认为，应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要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的增值税分享比例，减弱地方政府通过上项目获得收入的动机。同时，提高地方政府在分税制中的分配比例，弱化地方政府重视大上项目、忽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忽视研究开发投资的倾向。

　　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所长罗云毅认为，不应该把“调结构”简单化地理解为防止重复建设和淘汰过剩产能。“我们可以从外部性控制角度来调整结构，比如制定环保、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等标准，达到标准的项目就准入，达不到就不允许进入。再比如电动汽车、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单靠市场力量还不足以支持它们快速发展。如果政府看准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就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支持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