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公司品牌活动“搜狐企业家论坛”2009年会于11月18日-19日在北京隆重召开,论坛由搜狐财经中心发起,秉承“公益性、公平性、开放性”的原则,为中国企业家提供一个论道、交流、成长、互助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在19日下午第三场论坛当中,业界专家学者、企业家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利润”这一话题展开探讨,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搜狐企业家论坛2009年年会下午第三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利润”
特邀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张文魁
远东控股董事长 蒋锡培
红日集团董事长 李海泉
北大纵横董事长 王璞
上海天亿集团董事长 俞熔
知名经济学家、北科大教授 赵 晓
张文魁:各位嘉宾下午好,很高兴我主持这一节讨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利润。讲到这个话题我想提两个很著名的人物,一是彼德.德鲁克,二是斯隆,他原来是通用的CEO。德鲁克提出一个企业除了有好产品、好技术之外,还要有社会责任,但是斯隆不太同意这个说法,说我们把企业做好了,给企业上税、提供就业就可以了。这两个伟大的人物的意见也不一样。通用社会责任也做得很好,但因为太好了,造成企业沉重的包袱。尽社会竞争力有时候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但有时候社会责任太刚性了,反而会制约企业的发展。请下面几位嘉宾来谈谈这件事,你们在企业经营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特别是如何把握分寸,使尽社会责任成为一门艺术。
赵晓:其实我蛮同意张博士讲的话,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揭示了一个经济学的道理,任何东西都是在相关条件下谈。如果没有相关条件,我们没办法讨论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要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内涵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英国人讲,什么是最大的社会责任。英国人普遍希望企业能够创新,英国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比较缓慢。所以英国人普遍对社会的需求是创新。中国民众首要的需求是就业,如果中国企业可以把就业做好,那就很好地尽到了企业社会责任,而英国只要企业创新做得很好,就很好地尽到了企业社会责任。至于尽社会责任,具体在员工方面、生态方面还是在哪些方面,有很多需要具体探讨的问题。
俞熔:我是来自上海天亿集团,也是中国创业协会副秘书长,赵所长刚刚说得非常好。结合我自己的体会,我一小时之前才刚下机场,这次在日本考察了两周。日本中小企业传递价值观、传递责任、传递国民素养的力度非常大,他们没有很多花哨、时髦的历年,日本企业世代传承把一件事做好,不把工作做好誓不罢休的责任心,几乎是日本广大企业共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向下一代灌输踏实、勤奋,这是我自己非常大的思考。不把工作做好誓不罢休,这种扎实、勤恳的国民精神恰恰是我们当今最缺乏的。
张文魁:谢谢,你对社会责任有新的诠释。早就在新闻联播上看到对蒋总的报道,印象非常深刻。飞跃曾经也是非常大的企业,邱继宝反思时,说我一定时间段,就是被一些时髦的名词被害苦,产业升级、走出去、工业园,都是你们学者提出的。社会责任也是很时髦的事,也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负担。远东怎么看待这件事?
蒋锡培:我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本质上透过很多现象看。我们做企业毫无疑问,一定要把企业持续做大、健康地发展好,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毫无疑问,企业无论合理合法经营,把税收交好,把就业安排好,另外还做其他的慈善事业,我们到底是做了很多企业主业之外的好事是叫社会责任还是持续把企业做好是社会责任?如果说超出能力,额外承担一些东西是否是好事?做企业名利双收也很好,我相信这中间的逻辑关系肯定是很明白的。如果你有非常强的实力,能够付出额外的精力做好事而且能持续承担没关系。而且这种付出能为企业带来长远的回报也没关系,我们算大帐,不算小帐。
我们不能空口讲社会责任,企业最后还是要经得起表扬,也经得起挫折。远东也尽了很多社会责任,这次中宣部还集中宣传表扬我们,我们确实从创办到今天,持之以恒做了一点事,就是能够尽力做一些好事,我们现在还有1600多名残疾员工。我们先后安排了2000多人次。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感觉这些人真是太需要帮助了。企业有条件做好了帮助这个群体,可能这个企业会发展得更好。
尽管短期看,我们付出的成本比较高,但长远来看,确实我们赢得了很好的发展环境,也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没有使企业发展受到影响。我现在还不可能安排太多的残疾员工,一个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我们合作办了一个学校,每年安排招聘两、三千残疾人,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教这些残疾人一技之长。这样社会就更加和谐了,现在8296万残疾人,每三个家庭就有一个和残疾人有关,如果这个群体没有幸福感、满意度,社会不可能和谐。所以我做企业希望尽可能尽一些社会责任,同时对企业也没有坏处,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张文魁:做企业也是一种艺术,就是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相互统一,相互促进。
李海泉:大家下午好,我跟大家分享三个词,六个字。第一个词是利润,首先我个人认为作为企业来讲必须有利润,有利润才能持续,才能给国家交税,为社会尽责任,如果没有这个,完全无法生存下去。任何一个企业如果首先都不管企业的利润,完全尽社会责任,是不可持续的。企业不是政府,政府的社会责任更大。所以首先有了利润,自己解放了自己,才能解放别人,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没办法解决别人的问题。
第二是“责任”,解决好自己的同时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能危害社会,而且要帮助别人。只有给别人付出更多的爱心,尽到更多的责任,社会才会更包容,才会更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纳税、解决就业要走正道,这些方面要做好,而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理地承担社会责任。当然超出能力的社会责任,如果完全把自己的资本捐献出来了,你自己无法创业了或者说自己的创业受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在这方面要把握好一个度。
第三是相互促进。实际上利润、责任是一种促进关系,不是对立关系。比如在捐多捐少的数量上看起来有时候有矛盾,但实际上只要企业有爱心,把爱心表达出来了,而且表达的爱心跟企业相匹配,我认为社会会理解你的,不会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只有社会责任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也只有赚取更多的利润才能尽更多的社会责任。第三个词是“促进”。一个人能不能承担责任是衡量这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如果这个人成熟,当然可能就有责任心。同理一个企业也没有责任感也是企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王璞:非常高兴来参加搜狐企业家年会,参加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利润讨论,德鲁克写的《公司的概念》,斯隆写的《我在通用的岁月》,大家看看这两本书,就完全可以把利润和社会责任两个概念很好地平衡、把握住。我从性外一个角度来谈对这件事的理解,去年也就是2008年5月14日,上交所发布了一份公告,要求上市公司在发布企业财务年报的同时,最好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上交所的要求也充分表达了财务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之间的平衡关系。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教授在《NGO组织与社会责任》中提到,中国有上百万的企业,截至2008年只有不足一百家企业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当然我也很高兴我所在的企业能够成为这不足百家企业其中的一员。社会责任报告和企业财务报告一样重要,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系统地思考系统责任,没有在企业日常的行为中跟企业自己的特色结合得很好,做出很多社会责任,这个报告写起来很空洞。只有企业做了很多事,他写的报告才会充实。
第二个作用,不仅让企业思考,还起到督促的作用,让你考虑明年如何写报告、后年如何写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出台的一刻,就是一个历史时点。
第三个作用,关于利润和社会责任如何平衡?写了社会报告后,我们的全员可以了解、参与到社会责任中来,每个人参与的过程中就是企业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观,普视价值观在员工心目中更深层次的滋生和养护,比如爱心的养护。让它在员工的心目中生根发芽,很多人感觉更开放的事,又收缩到企业的内部经营,收缩到每个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经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位员工会更加努力,更愿意为这个企业服务。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作为一个行业的领先者,我们的员工更要求做行业的引领者,不光是技术、服务、客户方面做引领,也希望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所表达。这是这样公司中远公的心声,当我们表达后,员工会感觉非常好,很骄傲,跟师长和过去的朋友谈及时,就会有荣誉感。这种荣誉感某种程度上会化为员工的忠诚度。忠诚度对企业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三点作用在我们北大纵横出台报告中都会体现出来。在此我也呼吁更多的企业,2009年可以出台社会责任报告。2009年能否达到1万家?明天达到10万家?就像写财务报告,这是很正常的事,一年更新一次或者两年更新一次,甚至三年更新一次都可以。把某个领导人随机行为融化到一个组织行为时,形成机制比什么都重要。
张文魁:更多的企业应该每年写一个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我们不仅要写,还要报答出来。有时候你觉得是形式主义,但是能够对社会有一个带动作用,让更多人加入,这点非常好。
张文魁:我也讲一个关键词“绿色”,社会责任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这年头讲社会责任还要讲“绿色”,奥巴马来也讲气侯变暖问题。最近中国有一个科考队到喜马拉雅山,20年前的冰川现在只剩下光秃秃的石头。我到新疆、宁夏,他们跟我讲,这几年黄河水很多,因为冰川融化非常快。在目前阶段,我们企业做了些什么,能够走绿色发展之路?我以前研究日本经济,“减量”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日本在石油危机后,减少物资消耗、减少能源消耗。所以做企业,除了有责任心之外,能不能出现技术含量更高的事,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蒋锡培:企业生存的原因就是它能够为社会带来价值,为相关机构提供服务。事实上现在这个环境确实非常不妙,环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糟糕。企业如何用最少的消耗、最少的投入创造出最好的产品。我们远东现在是绿色标杆企业。
张文魁:这是哪评的?你不是吹牛吧?
蒋锡培:这是权威机构来评的。我们做一个产品不是嘴上讲讲,企业上市后,手上有大量的资本,某种程度上无所谓,不要说2毛钱一张纸,就是200元一张纸也用得起,但是不能无度浪费。我们企业比较中也体现了绿色概念,节约概念。像碳纤维电缆,同样的截面节约三分之一的电流,节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减少9%的损耗。现在靠资源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我们的新技术,使得铝的使用数量减少了一半。只有通过这种更新的、颠覆性的技术才能使地球上已经非常稀缺的物资和能源用到极致,解决困境。
赵晓:回应一下文魁讲的绿色责任的问题,美国副总统因为宣传全球气侯变暖获得诺贝尔奖。奥巴马这次来中国也在大谈环保。中国经济也在谈绿色,强调生态。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于社会的需求,如果企业不能意识到社会对你的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个企业可能要出问题。
绿色会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需求。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以前我们是不惜一切代价赚钱,现在是不惜一切代价把过去破坏的地方搞好。就像中国人说前三十年拼命赚钱把身体搞坏,后三十年拼命花钱把身体养好。世界银行公布全世界有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16个在中国,中国绝大多数河流都遭受污染。所以老百姓对绿色、对低碳经济负起责任的需求肯定会起来。
企业就要进一步满足这种需求。文魁上来讲了一个故事,而且讲得很精彩,但这个故事可能会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企业过于讲社会责任会把企业讲死。通用这个故事其实有点特别,不见得是因为尽了社会责任所以做死了。日本有终身雇佣制,比通用还厉害。其实通过调查,在乎社会责任的企业,做得比不太在乎社会责任的企业好,而且平均指标高出15%,这就是所谓的好心有好报。企业社会责任在斯隆时代跟德鲁克有争论,斯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包括也有经济学家认为企业交税就是尽社会责任。
包括美国这次金融海啸,我们发现市场利益的边界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晰,法律会有漏洞,虽然你遵纪守法了,但法律本身有问题,你可能会对社会造成非常大的问题。美国对金融管制的法律没跟上,金融机构没有自律,没有社会责任,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抢劫了全世界,最后又把自己推到灾难中。企业需要责任的概念约束自己,比法律约束还要在高一层。
所以在这个争论里,很显然德鲁克赢了,因为他看到了法律的不足。现在企业社会责任逐渐由非主流变成主流,从软性变成硬性,政府开始用法律规定责任,已经从能力的层面变成法律的层面。这个概念也越来越从企业内部的自律逐渐外部化。当所有企业都在推出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时,你这个企业不推出压力会很大。大家都不穿衣服的时候,你不穿衣服没关系,如果大家都穿衣服,你不穿衣服就有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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