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哥本哈根峰会”五点建议

　　给“哥本哈根峰会”五点建议

　　BP集团前CEO Lord Browne

　　“哥本哈根会议实际上就是一场领导力的真实较量，政治领袖们在峰会上所作的任何决定，不仅关系着他们的个人声誉，也是考验他们政治生涯的重要标尺。”

　　下个月，哥本哈根的气候变化峰会将最大限度地考验全球的首脑们。会议结束之前，领袖们必须达成一个新的气候协议，否则，他们所谓保护环境的承诺，将被世界质疑。

　　会议没几天就要开了，但政治家们准备好了吗？

　　20多年来，决策者们有过一番减排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京都议定书》签订了，但有害气体的排放量每年仍在增加。今年的排放量倒是下降了3%，很遗憾，那是全球经济衰退帮的忙。不管是抵御未来的环境危机，还是在减排问题上，都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可行政策，现实告诉我们，各国政府接下来必须痛下决心并付诸行动。

　　新协议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就要看全球减排量是否会“应声而落”。我曾经与一些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交谈，我个人认为，哥本哈根峰会绝不会像有些人所讥讽的那样彻底失败，当然也不会达成一项完全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决议。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真的再开不起一个像京都会议那样华而不实的峰会，我希望每位领导人至少在心底带着最低诉求去参会。下面是我为大家总结的几个“最基本诉求”，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做铺垫，再多的减排协议都将是空中楼阁。

　　减排需要灵活立场

　　哥本哈根峰会是一个回合，不可能一锤定音。

　　减排重任无可非议地要落到发达国家身上，因为他们既是最富裕也是排放最多的国家，减排义不容辞。但在大幅削减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抑制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碳密度的提法没有错。当然，这势必会扼杀不富裕国家的经济发展。我认为，此时可以让中国和印度答应减排，但美、欧、日的领导人必须在政策上（比如技术转让问题）给予一定的灵活度。国家之间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固然很重要，但也必须意识到，如果全球都向低碳经济转型，这对发达国家本身也意味着机遇最大化。“先行者”的机遇优势不仅仅在商业领域，也将同时提升国家综合实力。

　　确立一揽子中期目标

　　没有一家公司会把商业计划制定到2050年，减排规划也是这样，不能一蹴而就，太过长远。

　　或许技术推陈出新的速度会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程度，又或许我们的技术更新放缓跟不上预定目标。所以我认为，全球性的政策制定不能求长远，而应该制定一个适合中期发展的灵活框架。更富有现实意义的是将目标定到2020年，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技术发展和实际环境变化相结合，也有利于加强政治家的问责意识。

　　分摊减排目标，加强分流弥补

　　要想实现全球总排放目标，就必须强制性地把责任分摊给各成员国。每个国家要么同意降低总排放量，要么抛弃以往的商业模式，向《京都议定书》提出的“相同目标但责任分工不同”的模式靠拢。

　　协议应该同意，只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自己该承担的配额，其他方面的发展就有绝对自主权。在不影响高效率和低成本原则的前提下，“分流弥补”计划很重要。比如，在京都协议上创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缔约双方联合开展减排项目并附有一定的条件。对发达国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减排手段已过时且必须升级，我觉得应该附加的额外条件很多，比如在减少森林砍伐和管好良田的基础上，把计划扩大到更广泛的工业部门去。

　　着眼于全球减排能力建设

　　阐述认知和制定预期目标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培养一种能辨别机遇并敢于付诸于行动的魄力。

　　大部分发达国家并不缺乏这种能力，关键是发展中国家是否把这些看作是机遇，因为低成本减排机遇就蕴藏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只需花费一半的资金就可以减少2/3的气体排放。对一些国家而言，提高能源利用率还不够，改进管理方式才是关键的第一步。“哥本哈根”必须向发展中国家分拨额外的资金，在减轻他们低碳经济负担的同时，更要帮助他们建立必要的人力资源基础和排放管理机构。

　　我认为让经合组织成员国掏这些钱并不过分，由经验丰富的世界银行打理这一事务也很合情合理。

　　必须舍得长期研究投资

　　我们必须为长期研究和发展持续投资，尤其是在能源利用和新能源替代上。在这点上，我们更需要政策的引导和资金激励。

　　“哥本哈根”正是达成研究项目计划的好时机，大家可以在此时制定好投资预算，为今后十年的技术创新和各国之间的成果交流做好铺垫。虽然全球商家们在政府政策指引下，对化石燃料和清洁替代品重要性的意识在提升，然而，高端技术带来的高成本仍然困扰着他们，比如碳捕获和能源基地的存储系统，企业的研究规模和研究速度根本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如果研究活动不能由下而上的开展，那么我建议政府由上而下介入，大力资助项目研究，多实现一些有示范性的项目。

　　如果与会者能在气候峰会上紧紧围绕上述五点建议，我相信在此基础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产生一个积极的影响。如果“哥本哈根”能够沿着这条线路推进，无论是今年的12月还是未来新一轮的对话，都是一个新起点：它不仅为未来减排实现国际合作提供了基本框架结构，也在公信力、透明度和问责制等关键问题上很有可行性。有了框架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也不行。《京都议定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不支持，再好的计划也没有成功的机会。我希望在下个月的峰会上，与会的主要经济体领导人能够身先士卒起到表率作用。

　　哥本哈根会议实际上就是一场领导力的真实较量，政治领袖们在峰会上所作的任何决定，不仅关系着他们的个人声誉，也是考验他们政治生涯的重要标尺。

　　（本文系英国BP集团前首席执行官Lord Browne供本报专稿。本报记者 王丽颖 翻译）《 国际金融报 》（ 2009年11月23日 第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