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未能一夜暴富

　　近来资本市场的膨胀将一批暴富的明星推到舆论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最典型的当数两件事情，其一是畅销书作者余秋雨随徐家汇商城的上市而在一夜间变成亿万富翁；其二是黄晓明等多位明星因在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广受追捧的华谊兄弟持有股份而身价暴涨。

　　他们的传奇故事再一次传递给社会这样一个信息：对有些人来说，钱来得可真容易啊！这在引得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艳羡无比的同时，也把我们本来就经常忿忿不平的心绪搅得更乱了。对比自己每天蝼蚁一般的艰辛生活，许多人不免要发出夹带着强烈道德义愤的质疑。当然，几乎用不着怀疑，有关“余秋雨涉嫌侵吞国有资产”、“黄晓明对社会的贡献比袁隆平还大吗”之类的质疑总是能够吸引到无数红肿的眼球。

　　要按我这个老百姓的说法，除了对他们难以掩饰的眼馋以外，唯一需要感慨的就是他们的运气。的确，与巴金和谢晋他们相比，余秋雨和黄晓明赶上了一个“好时光”！我在“好时光”上加双引号，意思是这个“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个“好”或“成功”的价值序列，比如说在中国古代，金榜题名、入仕为宦、上报皇恩、下拯黎民……是一切成功之中最大的成功。至于那些做买卖的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照样被人看不起，照样要苦口婆心地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要同商贾人家的孩子为伍，要多学那些读书人家的清贫书生。在改革开放以前，无私忘我地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上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接见，就是人世间最高的幸福。至于你读书读得好，不仅一点也不值得光荣，没准还可能随时成为祸害。而在当今这个市场化的时代，什么是人人追求的“好”、“成功”，相信是一目了然的。

　　在谢晋和秦怡的时代，文艺的存在价值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对谢晋和秦怡在拍戏、演戏领域里所作贡献的奖赏，是他们俩的光辉形象在全国人民中间家喻户晓；而在潘虹和刘晓庆的时代，电影开始变得具有商业价值，于是社会对她们成就的回报，在荣誉的光环里夹杂了一定的物质成分；在黄晓明、范冰冰生活的当代，文艺不仅是商业，而且商业本身的价值标准又是被资本市场发现和界定的，因而，他们的成功就自然而然地与股市上那些瞬息万变的数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总有一些对社会公正怀有热忱追求的人士，试图以对社会的“贡献”来精确地计算和颁发对每个人的奖赏。例如，在他们良心里的那杆秤上，袁隆平有上亿财产是正当的，余秋雨的正当性就要大打折扣，而黄晓明显然是不正当的。然而，正如我在“贡献”这个词上加的双引号那样，“贡献”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而是不可能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不信你去看看，当我们义愤填膺地说黄晓明不配有那么钱的时候，我们那念中学的儿子或女儿多半会同样气愤地表示他（她）决不同意。

　　因此，假如真的要让那些热心社会公正的人称心满意，我们就必须先进行一次全民投票，确定计算各行各业里各种工作对社会“贡献”的标准。然后再建立一系列专门的机构，依据这个标准，对每个人每天的工作进行严密考核。最后将所有的数据汇总到一个叫做“中央按劳分配执行委员会”的部门那里，由它经过精密计算后发放薪水（或者股份）给每个人。

　　我当然不满油头粉面的黄晓明能赚那么多钱，但我更加不会愿意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因为我担心，它会规定只准播秦怡的电影，不准播黄晓明的电视剧；只准秦怡演革命女烈士，不准她扮窈窕美妇……因为后二者都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甚至有害的。说到底，那种社会里的人都只是一部机器里的一个没有生命的零件而已。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公正社会”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它一定很快就会滑到那些正义人士不懈追求的公正的反面。

　　1因此，作为一个同样因自己没能像余秋雨和黄晓明那样一夜暴富而心怀不满的公民，如果我想要落实我心目中的公正，我首先会审查他们的致富故事里是不是有违反国家现有法律法规的情节，并且我会将审查的重点放在他们是否利用了公权力为自己牟取好处；之后，我会进一步审查国家现有的法律法规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执行中存在些什么漏洞……

　　在撇开了所有这些因素以后，我也许会坦然承认，我之所以没有机会加入他们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成功故事，主要还是因为我没有他们的市场价值。当然，我一定会略有些不甘心地暗自叹口气：我怎么没有碰上他们那样的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