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不是谈积极财政“淡出”的时候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

　　已经实施了一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取向必须坚持。在取向不变的前提下，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节奏、力度、范围、重点应作相应调整，把基本目标锁定在拉动消费需求上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在我国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功不可没。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初显，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向好的关键时期。那么，如何总结和评价这一阶段“全方位”扩张的财政政策？在既要确保经济回稳，又要兼顾财政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积极财政何时淡出？为此，《经济参考报》记者12月3日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高培勇。

　　经济参考报：您如何总体评价2008年11月开始实施的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政策？

　　高培勇：关于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社会各界目前所能达成的共识起码有两点：其一，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其二，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迄今为止，主要靠的是政策的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强。将上述两点共识联系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出，政府从去年11月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已经显现出它的效力。

　　进一步看，政府所操用的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有两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注意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大特点便是产能过剩，可以发现，货币政策的操用至少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在大大压缩了企业投资空间的同时，也相应稀释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和动力；另一方面，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在带来企业减薪和裁员浪潮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就业预期，从而不得不减少消费。其结果，以调低利率和增发贷款为主要工作线索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拉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功效，是肯定要打折扣、甚至打相当折扣的。这意味着，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把积极财政政策推到了宏观调控的最前沿。事实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所推出的一系列旨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振兴”举措，大都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

　　经济参考报：与1998年那次相比，这次积极财政政策在战术应用上有什么特点？

　　高培勇：以我本人的视野所及，把1998—2004年间的实践作为参照系，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体现出了两个重要特点：

　　作为政府的收支活动，财政上实施扩张的工作线索就是“增支+减税”。如果说上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主要放在了增加财政支出一条线索上，而在财政收入一翼——特别是在减税方面——运用要少一些，那么，这一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则是支出与收入同时并举、两条线索协同作战。在其中，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举措，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动作。就扩大财政支出而言，不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项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以及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刺激消费方面的安排。就结构性减税而言，不仅涉及到诸如增值税转型、两个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等份额较大的税种的减收，也有包括个人所得税、二手房交易税负、股票交易印花税等份额相对较小的税种的减收。因而，可以说，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所实施的是“全方位”的扩张。这可说是第一个重要特点。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上一次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是“松紧搭配”——财政上的扩张与货币上的紧缩相配合，两种政策手段分别向不同的方向使劲，很难说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这一次则是“双松搭配”——财政与货币同时实施扩张。当两种政策手段同时向一个方向使劲的时候，就肯定有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了。前面已经说过，迄今为止，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性反危机实践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都告诉我们，在当前这场旨在保增长的重大战役中，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所担负的是“主攻手”的角色。这可说是第二个重要特点。

　　经济参考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效果显著。但对我国来说，应对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毕竟经验不多。您认为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注意什么？

　　高培勇：可以主要归结为两条：

　　其一，鉴于当前全球经济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鉴于当前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仍然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拉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这就是说，已经实施了一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取向必须坚持，不应也不能改变。

　　其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就是“逆风行事”，它是要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取向不变，并不意味着2010年要全盘“照搬”或“复制”过去一年的政策内容。事实上，即便在过去的一年中，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是处于不断调整完善之中的。比如，家电下乡就是根据形势变化和实践进程而推出的带有与时俱进性的政策安排。也就是说，在保持取向不变的前提下，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节奏、力度、范围、重点是应当作相应调整的。

　　经济参考报：继续启动国内消费将是明年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点，您觉得财政政策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潜力？

　　高培勇：确实如此。迄今为止，积极财政政策安排的重点，主要放在了增加公共投资方面。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也应当看到，只有最终的消费需求被真正拉动起来并步入正常轨道，我国经济的回暖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展望201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安排，我以为，无论“增支”还是“减税”，最大的调整，是把基本目标锁定在如何拉动消费需求上。为此，可能有若干方面的事情要做。比如，对低收入群体，可“直接给钱”——通过财政增支上的安排，直接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规模，以求通过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来拉动消费的扩大。对包括中高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各类群体，则可“代其买单”——通过财政增支上的安排，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求通过其“后顾之忧”的减少来拉动消费的扩大。再比如，在结构性减税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通过一系列带有总体减税倾向的安排，力图实现让低收入群体少缴税、让高收入群体多缴税的目标。

　　当然，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许多细节性的问题要解决。但不管怎样，消费终归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的或根本性的力量。财政税收政策要瞄准这一因素而努力。

　　经济参考报：就像凯恩斯主义被称为萧条经济学一样，积极财政政策是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而非长时期实施。您认为这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需要什么条件？明年上半年是时间点吗？

　　高培勇：作为一个反危机的调控措施，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不是可以长期实施的，早晚要淡出或退出。但是，前面说过，我国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全球经济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外部需求继续下降，出口减少、产能过剩和就业困难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缓解，等等。这就意味着，我国正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鉴于当前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峻性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角色定位，往前看，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注意到上一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区间长达7年，现在似还不是谈论这一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时候。如果非要谈，那起码的条件，是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真正牢固并步入平稳较快增长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