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否筑就“诺亚方舟”

　　如果说电影《后天》中的灾难场面带给人们的仅仅是电影院里的震撼与惊悚，那么近期全球热映的《2012》则让人们感到了步步逼近的地球变暖危机。发行方选择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推出这部电影，这其中除了商业票房考虑，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浓厚的“讲政治”色彩。现实中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威胁与《2012》的推波助澜，使得12月7日在哥本哈根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全世界都把疑问的目光投向这里：各国领导人能否团结一心，给气候变化踩上一脚急刹车，借此打造一艘有能力承载全人类的“诺亚方舟”？为此，中国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潘家华在临行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临刑”前的巨大转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次曾经被不少业界、学界及政界人士宣判死刑但“临刑”之前又出现巨大转机的大会，因此也是一次充满悬念的大会。所谓转机，是指中、美、印三大国在临近会议召开之时不无意外地纷纷宣布了各自减排目标。11月25日，美国白宫宣布其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到2025年减排30%，2030年减排42%，2050年减排83%；同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决定，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45%；12月3日，一向排斥确定具体减排目标的印度突然改变态度，宣布在2020年前将“碳强度”降低20%至25%。

　　至此，美国这个惟一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与中、印这两个发展中国家阵营中最具有标杆性质的排放大国均已明确了减排目标。这一进展的积极意义在于为大会谈判提供了更加明晰的基础，因为摊开的牌越多，浪费在彼此揣摩猜测上的精力就越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某些国家来说，这样一种摊牌既可以理解为表达诚意的姿态，也往往代表着短期内不可逾越的底线，而会议要取得突破就需要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以谈判的方式冲击互相的底线。

　　可能的四种会议结果

　　基于已有的进展和现实挑战，潘家华认为本次会议的结果有四种可能，其中达成折中方案的几率最大。

　　第一种可能是彻底失败，但是根据会前汇集的种种信息来看，各缔约方均明确了各自的积极立场，且各国首脑均计划前往参会，无果而终将是一种很不“政治”的结局。因此，潘家华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微乎其微。

　　第二种可能是达到最理想状态，即发达国家按照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设定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较1990年的水平减少25%至40%，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同时发展中国家做出相应减缓排放行动。目前来看，中、印、巴西等国已经完全超出2007年“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后者并未要求发展中国家制定量化减排目标。因此，现在要达到理想状态的关键障碍实际上存在于发达国家。

　　在减排目标上，据专家推算，目前美国公布的减排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而且设定这一目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尚未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欧盟也仅承诺20%的减排目标，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潘家华认为，欧美在本次大会上提高减排目标的可能很小，其中美国因素是一个关键绊脚石，因为无论是奥巴马还是他所领导的白宫，在得不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减排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当年的《京都议定书》就是按照美国意愿修改的，但其在美国却根本未能提交到国会讨论。”潘家华表示：“所以，第二种理想状态实际上也几乎不可实现。”

　　第三种可能就是采取折中方案，即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承诺的减排目标统统写入会议文件而无需达成双方一致。潘家华认为，这种结果最大的好处是大家“面子上都好看”，但最大的弊端就是一旦将现有承诺目标写入文件，之后便丧失了谈判空间，而发达国家现有承诺距离深度减排的要求显然是不够的，也无法达到控制温升两度的目标。“一旦将这些数字写入文件，未来全球减排取得重大突破的路就被堵死了。”他说。

　　第四种可能就是会议达成一种政治性的框架决定，即明确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特别是对发达国家20%至45%的深度减排要求，明确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同时明确发展中国家应相应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这与第三种结果的差别就在于不把具体的数字写进去，“发达国家现有的承诺低于全球减排要求的目标，因此写进去没有任何意义；而发达国家的数字不写进去，发展中国家的超额减排目标也没有理由记入文件。”潘家华说。他认为第四种可能虽然也是折中方案，但是为今后的谈判和努力留下了余地，因此是现实条件下最公平也最可行的一个方案。

　　主要分歧难以弥合

　　从上面四种可能的会议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减排目标无疑将是两大阵营的最大分歧，短期内弥合的希望非常渺茫。除此之外，同样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问题。

　　潘家华认为这一问题主要纠结在三个层面，首先，发达国家愿意且能够拿出多少财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即使这样一个基金真的建立起来了，发达国家又该如何分配出资比例？目前美国已明确表示不会出资，而欧盟的承诺是三年提供100亿美元，这与发展中国家要求的一年1000亿美元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其次，发展中国家是否愿意出资？提出这个要求的是欧盟，但显然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符，因此发展中国家不会让步；最后是关于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问题。发达国家希望按其意图和设想来管理资金，而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最了解本国或本地区的问题和需求，因此希望在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拥有发言权。

　　技术转让是另外一个矛盾的症结所在。发达国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开放心态，否则发展中国家无法分享先进的减排技术，势必会阻碍其减排进程，也就无法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不过，潘家华认为技术转让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资金问题。“开发是有成本的，发达国家提出的知识产权保护本身不应受到挑战。”他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资金机制，改进针对已经商业化的技术的共享机制，同时加强未来技术合作机制。”

　　中国：勇于承担亦坚决捍卫

　　对于中国在本次大会中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已经有了明确的交待，即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

　　潘家华认为，尽管中国已经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超预期减排承诺，但发达国家很有可能还会要求给中国加码，对此中国应该坚决说“不”。“中国现有减排承诺已经偏高，甚至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同期碳强度下降的幅度，实现难度已经非常之大。”他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要发展，其现有能源结构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城市化进程也不能因为过度承诺而受到严重影响。总的说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已经体现出了罕见的勇气与担当，接下来应该做的是坚守与捍卫。

　　新闻链接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三股力量”

　　气候变化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限于专业领域的问题，而是全球每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并承担各自责任的问题。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当前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分成三股力量——欧盟、伞形集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

　　欧盟将自己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在节能减排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强调美国应承担减排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制定通过，与欧盟的积极推动有密切关系。但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盟的谈判态度走向消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欧盟尤其缺乏诚意。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伞形集团国家的立场类似，中期减排目标低，且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其中，最不积极的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态度有所转变，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首要政策重点之一，其清洁能源技术最近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美国迄今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不过同样把主要排放国家参与减排作为前提条件，且迄今未阐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77国集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11月底在北京发表声明，宣布与会各方就谈判中有关重大问题形成一致看法，坚持《京都议定书》应继续有效，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此外，哥本哈根会议成果应涵盖长期合作共同愿景、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转让等内容，并应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特殊需求。

　　有专家认为，气候变化谈判涉及全球各国，利益冲突错综复杂，一些矛盾根深蒂固。然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等基本原则要在谈判中坚持不动摇，要坚持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同举并重。各国之间，需要的是各尽所能，真诚合作。（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