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期待
多视角审视低碳（２）■薛荣久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已经召开，世界对它高度重视，国人更是对这次气候峰会寄予众多期待。
期待之一：加深共识，达到目标
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的活动，主要是大量消费化石能源和开发
而人类社会要发展，经济要增长，生活要改善，都需要能源。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的消费也在增长。当前世界能源消费主要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能源消费的增长必然导致二氧化碳的增加。为了保护全球气候，抑制进一步变暖，需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两者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发展经济要多排放二氧化碳，保护气候要求少排放二氧化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国际社会逐渐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用比较少的二氧化碳排放取得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为此，《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１９９２年 和《京都议定书》（１９９７年）以及巴厘岛路线图（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已经明确，鉴于发展阶段的差距，确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责任与义务。发达国家要在当前人均排放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绝对地减少它的排放总量，在２０１２年后，大幅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要低于经济的增长。
基于上述要求，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召开前夕，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陆续公布了各自到２０２０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计划。美国：在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减少１７％；欧盟：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减排２０％，并视哥本哈根峰会情况，考虑３０％的减排计划；加拿大：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减排２％；日本：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减排２５％；韩国：在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减排４％；澳大利亚：在２０００年的基础上减排５％—１５％；俄罗斯：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减排２２％—２５％；巴西：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减排３６．１％—３８．９％。
从排放减少目标计划可知，基于本国利益考虑，各国都有所保留，与《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存在差距。
人们期望在这次峰会上，所有与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达国家正视自己的责任，为了全球大局，进一步加强共识，肩负起本身的责任，实现本次会议“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方面取得积极成果，重点就是对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作出明确、具体的安排”的目标。
期待之二：缩小分歧，达成协议
国际社会希望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能够就２０１２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取得一致，达成协议。为此，本次峰会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２０１０年后发达国家如何采取进一步量化的减排行动。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到２０２０年总体上比２００５年至少减排２５％—４０％，但与现在发达国家自身承诺的减排计划目标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美国，差距可能更大。美国提出２０２０年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１７％，实际上和１９９０年相比只减少了４％，而美国２００５年比１９９０年碳排放增加了１３％—１４％，所以它的减排计划目标没有达到《京都议定书》要求减少７％的目标。此外，美国的１７％减排目标计划包含了国内的碳汇（主要指森林吸收并存储二氧化碳的数量）和向发达国家购买碳减排量，如果把它们减除，只讲与能源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美国２０２０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体上与２００５年持平，实际上没有减排。
第二，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支持的到位。巴厘岛路线图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在发达国家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资金技术支持下，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国内减缓行动。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要给予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因此要求建立有效的机制安排，以确保发达国家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如非洲国家认为他们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无辜受害者，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小的地方，却受到气候变暖的严重影响。因此，非洲要求公平的赔偿，用来弥补气候变暖对环境、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对他们的财政支持在２０２０年要达到６７０亿欧元。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没有积极的反应。在２００８年波兹南《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１４次缔约方大会上，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拿出他们ＧＤＰ的０．７％—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但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回应。如果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落空，发展中国家就难以实现有效的减排目标。
第三，发展中国家长期减排目标的合理确定。发达国家提出到２０５０年全球未来的温度升温控制在２℃，２０５０年全球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５０％。以此为依据，发达国家提出到２０５０年比１９９０年减排８０％的目标。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体相当，但是发达国家人口只占２０％，发展中国家人口占８０％。到２０５０年发达国家减排５０％，则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减排至少２０％，才能实现全球减排５０％的目标。以此，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一个隐含的减排限额，确定了量化的长期目标。而实际上，对仍然处在工业化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碳排放是其现在和未来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在一段时间内，二氧化碳排放量还要增加，不然，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正当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应当以统筹兼顾的方式把应付气候变化的行动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协调起来，以免后者受到不利影响，同时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正当的优先需要。”因此，应以此为依据，在保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前提下，确定发展中国家可以承受的合理的长期减排目标。
期待之三：中国应受到公正的对待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大国责任也在迅速上升。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世界发展格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凸现了对中国责任的高度期待。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多“埋单”和开出更多的“支票”。很显然，这种要求可以理解，但不公平、不公正。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国家将不利于环境的、高排放碳的生产企业转移到中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宝贵的资源，牺牲中国的环境，生产着他们所需要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成为庞大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国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是中国地方政府在资本短缺下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一部分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果，它相当于污染外包。尽管中国是为他们生产产品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但发达国家缺乏承担转移部分污染责任的意识。在经济全球化下，污染的责任全部由中国生产者来承担是不公平的，由最终商品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负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责任更为符合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从中国的排放量来考虑温室气体排放，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身上，要中国多“埋单”和多开“支票”，很难以理服人。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对此现象作过生动的比喻：一场宴会，高朋满座。宴会结束前最后一刻，来了一位穷亲戚，他只赶上喝到一杯咖啡。众人最后说实行ＡＡ制，所有费用大家公平分摊，这对穷亲戚显然是不公平的。
气候变化问题是２１世纪人类社会出现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合作应对。中国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一向本着对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布实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中国一向致力于推动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认真履行相关义务。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前减排碳排放的计划，是中国政府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也是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巨大努力，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积极的负责任的态度。
（作者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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