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地方财政实力 “城镇化”才有着落

　　⊙马红漫

　　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来控制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我国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正面临着空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城镇化，是对既有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发展取向的扬弃，符合当前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指向。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 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极有可能意味着，城镇化将接替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核心战略。笔者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体制转型的顺利推进，城镇化的构想要从纸面走向现实，尚需全面优化财政体制的运行模式。而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先得缓解地方财政资金困境，进而使之成为助推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主角。

　　我国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模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能源利用率低、生态污染严重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代价是高昂的，并不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让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气候、环境问题，我国政府也以大国的姿态主动提出“将在2020年前碳减排40%至45%”。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因此必然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而工业化急需被取代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则是，大规模工业生产在为社会提供丰富物质供给的同时，却面临着消费无力承接的尴尬。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国内的储蓄率由-2%一跃达到7%，信用消费需求大减。原有“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分工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消费滞后一直是困扰经济有效增长的短板。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将大笔劳动收入源源不断地汇到农村老家，而并不在当地消费，工业化创造的供给难以在国内得到消化。

　　中央此次强调城镇化发展，将有望适时解决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国内，城镇户口并不只是身份标签，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的享有权。一旦放开中小城镇户籍，大量进城打工农民的家庭将可以全面融入城市生活，当地教育、医疗、商贸、餐饮、金融等方面的需求随之激增，进而有效地消化前期工业化模式下的供给沉淀。届时，消费将会接过投资的“接力棒”，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很显然，中小城镇财政资金的大规模增量投入，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目前多数地方基层政府财政吃紧。这在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过程中已暴露得非常明显：许多投资项目却因地方政府财力所限无法正常开工。由此，面对城镇化过程中激增的公共服务需求，许多中小城镇的财政实力都将显得力不从心。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河南郑州曾在2003年全面放开户籍制度，不仅投资置业、买房、直系亲属投靠等条件可以入户，就连投亲靠友都可以入户，当地财政的压力骤然提高，而尤以在教育投入上的矛盾最为突出。2001年11月至2005年4月，在郑州市转户的38万多人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学龄前儿童就达10万多人。一时间，当地中小学班级爆满，部分学校操场甚至站不下全体学生。而入城农民也发觉，中小城镇不仅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能够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非常有限，城镇户口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最终，该地敞开的户籍大门悄然关闭。

　　导致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财税分权体制存在结构上的问题。从全国总体来看，地方政府享有财权30%，而其承担的各项事务则占70%。“钱少事多”的困境倒逼地方政府高度依赖预算外收入，“卖地生财”也因此而来。所以，在城镇化发展思路大规模付诸实施之前，当先行夯实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实力。以笔者之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改革税收分配结构，财政分配体制要设法平衡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其二则是完善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源，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前者在短期内实现体制性变革的概率不大，但是笔者认为，为切实推进城镇化步伐，扩大中央财政到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似乎应提上议事日程。此外，伴随着前期地方政府债融资模式的开闸，让人们看到了财政融资体制改革推进的曙光，这也有可能促使基层地方财政为推进城镇化提供金融市场支持。只是，地方债市场普遍遭冷遇，说明此类金融产品制度设计仍有待结合实际继续深入推进。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