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杂志
作者：梅新育
11月25日，阿联酋负债累累的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Dubai World）。迪拜世界是迪拜政府旗下的主权投资公司，总负债接近600亿美元，面临破产危机。
迪拜危机的根源在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和离岸金融业。这种过度的繁荣，是西方刻意制造的
转型：正确与失误的混合
迪拜的教训之所以深刻，是因为造成其危机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而是正确与失误的混合体。
由于石油财富终有耗竭之日，发展非石油产业是富裕的海湾石油输出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阿联酋及其中的迪拜酋长国也不例外。但这条道路并不平坦，许多国家的非石油产业无论是成本还是质量都完全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贸易自由化环境中只能依赖于财政补贴；一些高收入国家花费高额财政资金发展诸如小麦种植等明显不符合当地自然禀赋的产业，仅产品成本便高达世界市场该种产品价格的好几倍乃至上十倍，不无巧立名目为权贵阶层创造“寻租”机会之嫌。相比之下，迪拜确立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非石油经济发展战略总体上看要成功得多，2005年前后其非石油经济增幅高于石油部门10个百分点以上。
迪拜的转型战略总体方向并没有错，其大力发展物流、转口贸易等行业的策略也没错，地处中东“五海三洲”中枢的区位优势、该区域经济和国民收入急剧增长带来的进出口流量巨幅增长、数百年来阿拉伯商人在海外经营铺设的广泛商业网络……所有这一切为其物流和转口贸易发展战略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整个阿联酋年进口40%以上转口到非洲、中东、东欧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且这一比例还有提升之势，这一事实已经足以说明物流和转口贸易发展战略的成功。
将迪拜引向歧途、拖入危机的是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和离岸金融业，特别是该酋长国为此从1990年代以来大量借款投入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据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11月25日报道，迪拜政府官员首次披露了国内财政状况，当时该酋长国政府债务100亿美元，国有企业债务700亿美元，其GDP为1980亿迪拉姆（约合539亿美元），即迪拜国有部门债务是其GDP的158%。
在巨额负债投资的推动下，包括建筑业在内房地产业占迪拜经济比重达到了30%，七星级帆船酒店等极尽奢华的建筑闻名世界，房地产价格高涨，但这种建立在高负债基础上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持久。到2008年末、2009年初，迪拜房地产市场的颓势已经无法掩盖。这次迪拜世界集团及其下属房地产部门棕榈岛集团（Nakheel，亦译“纳赫勒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而引爆迪拜全面危机，实属必然。
西方卵翼下的富裕
迪拜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之处并不难理解，问题是这种明显的失误何以能够堂而皇之推行多年并受到那么多大型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们追捧？与整个次贷危机的酝酿与爆发一样，迪拜的失误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迪拜统治集团的意愿与西方金融资本追求不受约束自由的贪婪一拍即合，共同造就了迪拜的资产市场泡沫，并把它吹得越来越大。
而迪拜的问题之所以能够滋生并发展到这种程度，也离不开西方的整体国际战略。
西方需要阿拉伯源源不断给它提供能源，为此就需要阿拉伯安分守己呆在西方政治经济框架之内不“轻举妄动”。而要消除阿拉伯团结一致对抗西方的“风险”，对西方最为有利的办法莫过于维持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各国要么富裕而软弱、要么强硬却贫穷的格局。
为此，西方多年来刻意庇护、放纵在其卵翼下的富裕海湾石油输出国，企图让这些国家及其统治集团为了一己之私而反对、阻碍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一致。西方希望这些人口只占阿拉伯一小部分的国家能够成为阿拉伯国家的富裕生活方式橱窗，从而潜移默化地在阿拉伯人头脑中制造出“在西方卵翼下可以获得富裕”的思想意识，给中东人一个希望，不管这个希望是多么虚幻。
为了扶植这样的样板，除了军事保护之外，西方还必须给这些国家更宽松的待遇，包括更宽松的市场准入，对他们和西方投资者的一些高风险行为听之任之。如果西方头面人物能够从这些活动中取得私利，“拿人手软”的他们就更难以对这类高风险行为痛下杀手。
君不见美欧离任政界高层及其子女有多少人从海湾国家拿取高额“咨询费”、为其游说？迪拜和其它海湾酋长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利用。他们声称，他们出口的不是石油，而是希望；他们声称，如果迪拜不行了，中东对西方将更加危险，因为迪拜模式如果行不通，迪拜将效仿伊朗路线，进而将这种影响扩展到其它阿拉伯国家。这样，西方的战略考虑、海湾酋长和西方银行家们的道德风险相互促进，最终造就了迪拜这样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
中国受到冲击的领域
迪拜危机对中国股市的心理传染冲击之大，众多股民们已经深有体会；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也将一一展现，在货物贸易、工程承包、资产损失三个方面最为突出。
海湾富裕石油输出国特别是迪拜是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淘金的乐土，也是中国出口商施展拳脚的天地。迪拜给中国出口商提供的不仅仅是当地市场，更是转口贸易市场。2008年，中国对阿联酋出口235.5亿美元；2009年1～9月，中国对阿联酋出口132.9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转口贸易。本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今年1～9月中国对阿联酋出口就已经同比下降23.9%，迪拜危机爆发后，下列因素将对中国与当地、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贸易产生负面影响：需求因当地危机而减少；在危机中受损的金融机构被迫压缩贸易信贷；贸易商对该区域业务采取更审慎态度。
尽管中国对迪拜贸易将因危机而部分停顿，但在该地区贸易中占有极高比例的转口贸易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从而将缓解此次危机对货物贸易的冲击。但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该地区的业务就不会有这样的缓冲作用了，他们所受冲击将格外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总体一直是逆差，但建筑服务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中最大顺差项目之一。在《200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此项顺差达到了24.67亿美元，同比增长251.0%；其中建筑服务出口收入53.77亿美元，同比增长95.3%；进口29.1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在《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此项顺差又增长142%，达到59.65亿美元，其中建筑服务出口收入103.29亿美元，同比增长92%；进口43.63亿美元，同比增长50%。
按《中国商务年鉴》的统计：2007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共计取得168240份合同，合同金额853.4494亿美元，营业额478.9953亿美元，派出人次37.1709万。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06亿美元，同比增长35.3%，新签合同额776亿美元，同比增长17.6%。2008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共计取得163881份合同，合同金额1130.146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51.1630亿美元，派出人次42.7万。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66亿美元，同比增长39.4%，新签合同额10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8%。
在中国一些工程承包企业、特别是名列前茅的工程承包企业中，海外业务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和中国《建筑时报》联合评选的2008ENR／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60强中，60强2007年度国际项目总承包营业收入之和增长30.3%，远高于国内项目总承包营业收入之和14.7%的年增长率，国际项目营业收入总和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从上一年度的8.9%上升到了10.0%。其中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等企业的国际业务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50%以上，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项目营业收入分别突破300亿元和200亿元人民币。
在近年的建筑和房地产市场热潮中，包括迪拜在内的阿联酋一跃成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的淘金乐土。据《中国商务年鉴》的数据：2007、2008年，中国企业从阿联酋分别取得181份和204份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合同，合同额分别为24.7990亿美元和62.029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分别为14.8301亿美元、21.9972亿美元。而且，阿联酋项目单项规模较大（换言之也就意味着技术含量和利润较高），2007年中国企业在全球取得合同平均每份合同金额为50.73万美元，在亚洲市场平均每份合同金额为192.59万美元，在阿联酋市场平均每份合同金额为1370.11万美元；中国企业在全球取得合同平均营业额28.47万美元，在亚洲取得合同平均营业额111.28万美元，在阿联酋取得合同平均营业额819.34万美元。2008年，中国企业在全球新签合同平均每份合同金额为68.96万美元，在亚洲市场平均每份合同金额为220.90万美元，在阿联酋市场平均每份合同金额为3040.64万美元。迪拜房地产市场一旦崩溃，中国相关工程承包企业将陷入困境，尽管程度可能不同。2008年起，笔者已经利用多个场合提议中国建筑工程企业调整在迪拜市场的投入力度，希望这些忠告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行动。
迪拜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同时也体现在资产损失上。在迪拜此前的发展热潮中，一些中国投资者也投身于此，如温州商人胡宾2007年投资2800万美元买入迪拜人工小岛“上海岛”，并准备用于房地产开发。如果这些中国投资者的资金来自信贷，他们所造成的风险将进一步放大。就总体而言，2003～2008年间，中国官方统计的对阿联酋直接投资流量从937万美元上升至1.2738亿美元，在阿联酋直接投资存量从3117万美元上升至3.7599亿美元，其中在贸易等领域的直接投资所受影响较小，在不动产领域的投资将受到较大冲击。考虑到统计遗漏因素，中国在阿联酋直接投资实际规模必定显著大于上述官方统计数据。
至于中国企业、居民持有的未纳入直接投资统计的当地证券资产，在一定时期内将被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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