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争论应考虑分配因素

　　本报评论员 郭 凯

　　近日，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根据最新的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回应了关于“国进民退”的舆论，指出私营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总量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不久前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也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国资委欢迎未来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进一步融合，鼓励、支持各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特别是有实力、有信誉的民营企业参与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战略性调整，而对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予以关闭，并对其他亏损国企继续关停并转。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关于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之间竞争及优劣的讨论，早已经不在生产效率层面，而是进入到经济利益分配层面，这也同时是所谓亏损企业问题不再“被核心关注”的原因。从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看，在宏观意义上，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要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创造和相对均衡公正的利益分配，都是以政府治理的透明以及各种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行使分配权力为条件的。这也是“产权理论”在脱离社会制度的设想真空下运用，无法达到普遍性的福利发展的根源。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国民经济中所有制构成和竞争的制度问题，应该围绕经济福利最大化和分配公正的要求，来具体整理不同产业领域和改革过程中的矛盾问题。

　　在全球金融危机短暂影响后，中国已经回到十七大以来的向内需依赖型经济、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而启动内需的方向上。那么，服务于这一宏观目标，在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整体管理上，要解决既有的国有经济企业的透明经营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对全民（央企）和地方民众（地方国企）进行福利分配的问题；而对于民营经济，既要继续扩大能源矿业（土地属性）、军事行业之外的那些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国有垄断行业的准入竞争，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通讯、电网电力等行业经营，也需要持续规范整顿原全民所有经济中，特殊背景的私有化改制、利益内部（集团）化而责任损害外部化的现象。那么，无论是所谓的国进民退、还是所谓的民进国退，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才可能突破当前各种既得利益团体的制度改革带来的阻碍，而不仅在于哪一种经济所有制和生产组织形式衡量的社会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对于已经获得机会的各种所有者而言，也许很难承认现实，并且考虑如何一起解决当前的分配问题和社会分化。但是各种既得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决不是中国整体经济和社会前进的最大矛盾。在山西的煤炭工业整合中，大众舆论对其中的各种既得利益群体都不肯举手支持，应该让更多人看到当前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国资委关于吸引各种优质民营企业参与国有经济布局改革的思路，很值得嘉许。因为在改革中已经获得利益的各种团体，也许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联合改革，推进中国社会的平稳过渡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对所有的团体而言都会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