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的争论背后

　　刘健

　　一个时期以来，围绕所谓“国进民退”的争论，热度越来越高。

　　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并且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指向有两种。主流的一种是说，“国进民退”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现象，批评比较急切而严厉者，如有专家甚至称之为“一场新的国有化运动”。另有少数学者更认为，“再国有化”不仅是当前的问题，而且是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中的长期趋势。

　　200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对此有个回应。他列举了2005-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单位个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几大指标上的变化，指出：在这期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各大核心指标上的数字都在逐年下降，而私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在节节攀升。所以，他的结论是：统计数据不支持从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现象。

　　马建堂的回应，对于否定上述“再国有化是长期趋势”说比较有力，但因为尚未拿出2009年的数据，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回答第一种批评意见提出的问题。而恰是2009年，中国和欧美各国一样，作为反危机的手段，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国进”确实成为一种应急的选择。

　　不过，马建堂关于“中国经济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结论本身，仍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宣示。显然，马局长是把“国进民退”当成一种批评，而不是当成一项政绩。由此我们可以间接判断：政府根本就没有把“国进民退”作为一种政策导向。关于“国进民退”是“政府意志和政策导向”，特别是把它当成长期战略导向的批评，并无确切根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理论的教条化和“愤青”化趋势。有些学者所信奉的市场经济，实际只存在于逻辑自足的数学模型之中，但却要求中国只能走他们指引的这一条路，不得丝毫偏离。这样的主张，当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愤青”不足与谋。对于早已放下陈旧的意识形态禁忌的国资操盘者，反复进行激愤的意识形态“启蒙”，甚至把“国进民退”当成一顶政治帽子来吓人，只会让自己逐渐丧失“有效听众”。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