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社论
新年的第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北廊坊农村考察，对当地村民表示：“最近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对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央还将下发2010年一号文件，出台一批新的强农惠农政策。相信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一定会上
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在黑龙江农村考察，也传递了今年的一些政策信息。温家宝明确表示，今年水稻最低收购价格还要再提高。另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和改善农民工的待遇，二是逐步提高务农人员的生活水平。
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内容都是“三农”问题，如无意外，中央将在近期下发2010年一号文件，内容毫无悬念地依然是聚焦“三农”，届时必将出台一批新的强农惠农政策。
世界金融危机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空前提高了。一方面出口受阻，另一方面，长期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工业模式也已到强弩之末，中国经济必须找到新的内需动力和增长点，而这个新增长点，应该来自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否则，仅仅靠激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只能救一时之急，绝非治本之策。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内需长期乏力，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经济的疲软、农民收入增长太慢有关。
尽管过去6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在谈强农惠农，但情况并不乐观。据统计，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1.2倍。由此可见，农民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相当有限。新的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给农民造血已是当务之急。
专家预计，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可能是“加大城乡统筹”、加大“新农保”的覆盖率、农民子弟可以免费享受职业教育等惠及民生的重大问题。
中国农民长期处于低福利甚至负福利的状态，子女就学、医疗、养老等问题一直是农民最重的负担，社会福利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直接影响到提振内需。不要忘了，中国内需最旺盛、经济结构最平衡的时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候。
世界世纪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空前加大了在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这里当然不应该少了最需要福利辅助的农民。而且，由于农民的基础生活水平偏低，国家花不多的钱，就可以大大提升农民的福利，这样既有利于农村的稳定，也为农村经济的下一步发展减轻负担、注入活力。
农村的城镇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和内需的一个新亮点，在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工作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并史无前例地提出了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今年的一号文件应该还会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政策安排。这反映了高层对农村经济和城镇化寄予了厚望，希望农村能够成为中国经济二次增长的新引擎。
我们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无论是改善农民的福利状况也好，还是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好，解决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对农民放权让利，提高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利与博弈能力。没有权利的提升，农民的福利依然是政府财政的“嗟来之食”，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的自主权，农民将无法解决城镇化后的安家住房问题，城镇化也会成为一句空话。还有，如果农民没有足够的自主权，城镇化将缺乏内生的动力，也不可能形成合理的自发市场经济秩序。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最兴旺的时候，也是农民自主权最大的时候，而后来农村经济的低迷，根子也在于权利的不彰显。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农民具有强大的创造力，是一个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勤劳而智慧的群体。他们需要的，是一点自主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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