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福利制度更有价值
访瑞典驻华大使米卡埃尔·林德斯特伦
北汽收购萨博、吉利收购沃尔沃,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位于北欧的瑞典成为中国企业心目中理想的收购天堂,在瑞典驻华大使米卡埃尔·林德斯特伦(Mikael Lindstrom,中文名:林川)看来,其实这种合作早在几十年前甚至两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瑞典是第一个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国家。”卡埃尔·林德斯特伦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对于外界担心中国会买空瑞典的工业基础,他表示公平和开放的贸易从来都是互惠的,“买卖双方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做出努力”。
不过,让中国政府和企业感兴趣的还不只是瑞典的汽车工业。瑞典最令人瞩目的当属被誉为“瑞典模式”的福利制度,让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一路衣食无忧,2005年英国《卫报》曾将瑞典的福利社会称作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
《中国经营报》:瑞典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福利国家,但我发现你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失业率高达10%……
卡埃尔·林德斯特伦:现在是8%,预测是10%。
《中国经营报》:那么,你们是否愿意对自己的福利政策作出某种调整,以便改变现在这种高失业率的状态?
卡埃尔·林德斯特伦:我想正相反,只有在危机时刻,才能发现这种福利制度的价值所在。知道“自动稳定机制”这个词吗?它的意思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国家需要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中国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计划,美国也出台了类似计划。瑞典已经将这种刺激方式纳入了整个福利体制当中。当一个人的收入下降的时候,针对他的税率也随之降低。政府还会根据他的实际状况,对他进行程度不同的援助。这就是福利制度的价值。在欧盟许多国家也有这种制度。在危机的时候,它就像沙发一样,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中国经营报》:但是在经济增长时期,福利制度会扼杀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卡埃尔·林德斯特伦:的确如此。
《中国经营报》:北欧国家基本上都是福利国家。法国的福利制度也不错。不过萨科齐成为法国总统之后,似乎在这个政策上做出了某些调整,以便适应法国的情况。北欧的国家是不是不愿意对这个系统作出改变呢?
卡埃尔·林德斯特伦:我们一直在对这个系统作出调整。事实上,我们这一届政府在竞选过程当中就提出了体制需要与经济发展适应这个说法。不能让人留在室内,自言自语道:“待在家里比上班好。”培养懒汉的政策不是福利政策。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建立一个基本的、全面的福利制度,对于应对危机来说非常必要。它能够减缓危机的冲击,也不必拿出大笔资金用来刺激经济。这就是我说的“自动稳定机制”,植根于体制当中,包括税收措施和经济支持措施。
我举个例子。在上世纪70年代,瑞典有着世界上第二大造船工业。当然后面让日本和韩国超过了,再后来让中国超过了。因为危机的原因,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改变。我们说服了工人们接受这种改变,让他们接受新的工作。这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工人们向新的工作转变这个过程当中,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帮助和支持。
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有着高度灵活性的经济体制。某些福利制度可以支撑这种灵活性。职业教育以及员工再培训都是转型的手段,可以激励很多人寻找自己的第二职业。工业结构上的重新组合是一件必须的事情,我们不能让它就此停滞下来。我们还得重新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这些关系到一个灵活性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这么说,瑞典不打算就税收问题作出调整了?我所知道的是,瑞典是欧盟当中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卡埃尔·林德斯特伦:我们的税率并不是欧盟当中最高的。在商业领域的税率很低,比欧盟的平均水平都低。收入所得税比较高,但也不是最高的。投资所得税——就是从资本投资,而不是从工作当中获得的收入——也并不高,大约是30%左右。所以从平均角度来说,瑞典是高税收国家,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我们的确有税率比较高的地方。但是不能光看税率,而不去看看它所带来的利益。一些国家的税率很低,但是他们需要自己负担医疗费用什么的。如果这一切算在缴纳税款当中,就等于是在存钱。此外,瑞典公民不会给不必要的账单付钱。要让瑞典人掏钱,必须得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获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