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味”的危机：经济思想的终结？

　　“乏味”的危机：经济思想的终结？

　　张岸元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西方流行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大家都按照同样的市场经济模式，比拼经济增长——这幅世界图景可谓乏味。

　　此次全球范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方式，令有思想冲动的经济学家看到了一个更加乏味的世界。不计后果的货币政策、不计成本的财政、产业政策看起来已经能够医治经济危机这一不治之症；各种经济政策工具只有政策力度和着力点的差异，不存在经济思想的斗争，经济学作为政策工具彻底庸俗化。

　　此次危机一度引起了一轮争论，针对美国式自由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侧重银行系统、忽略市场资源配置的金融体系受到广泛诟病，“昂格鲁-萨克逊”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被视为普遍有效的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改造本国金融体系的重要参照。然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恰恰在美国爆发，这本该引起一轮不同金融体系的优劣之争。

　　但争论已经戛然而止。危机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各国政府就开始投入巨额资金挽救陷入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力图避免实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并开展积极的国际协调。这些政策举措大大缩短了危机持续的时间，减缓了危机冲击的力度，同时也显著降低了系统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主要国家的现状使得大家都害怕调整——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经济制度的调整。各当局追求的都是尽快停止混乱，沿着原来的方向，按照原有模式，恢复此前歌舞升平的繁荣状态。

　　关于国际监管改革的内容尚未完全出台，此方面目前尚无定论。但从已有的资料看，无非是在机构监管上更多纳入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在工具监管上，把复杂、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产品纳入监管边界之内；在监管规则方面，提高反周期的资本要求、确定杠杆比例、设立资金流动性的最低标准，调整统一会计标准等。

　　仅从这些监管改革内容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很难成为国际金融发展和监管改革的枢纽。次贷危机来得快，去得也快，其负面影响远未达到引发经济思潮发生根本转向的程度。

　　目前提出的改革内容，都是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理论界分析指出的导致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一项也没有触及。诸如限制跨境资本无序流动、拆分某些 “大到倒不了”的金融机构、重新审视金融某些方面发展必要性等，目前都尚未进入议事日程。至于早先德国等欧洲国家提出的“惩罚金融危机纵火者”的要求，更是不可能。

　　金融发达国家无论是危机应对模式，还是危机后的改革调整，给我们的启示都较为有限。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种重复。一是救助模式的重复：政府注资、担保、接手有毒资产等手段遏制金融机构破产风潮，放松货币政策，解决流动性短缺问题等都是应对危机的惯常做法，并无新意。

　　二是可预计的未来金融危机萌芽的不断出现：全球资产价格在危机中将继续膨胀、陈旧的CPI指数构成无视事实存在的通胀、中国的高房价在调控中积累新的上行压力等。

　　对我国金融来说，眼下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首先，美国的市场主导型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选择金融发展模式的重要参照。“成熟”、“发达”的体系一度深陷危机，而我国金融体系反而受冲击较小，理论界对此的一个解释是，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较低，尚十分幼稚，不至于“犯成年人的错误”。该解释是否暗含着这样的逻辑：华尔街仍是值得借鉴的模式，我国金融仍要沿着该模式发展深化，终究也犯与美国一样的错误？

　　其次，随着全球最大几家金融集团陷入困境，无论从资产规模，还是从市值看，我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成为全球最大银行——这显然与我国银行业竞争力不相符合。上世纪80年代，同样的情况曾经出现在日本，但随后，由于多种原因，日本金融业陷入严重困境。我国超级大银行的出现是不是“不祥之兆”，我国金融有无可能重蹈日本覆辙？

　　第三，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如，摆脱信贷规模控制之后，银行放贷冲动无法遏制，冲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度”；金融机构针对监管不断“创新”，监管当局无法监测信贷投向等。这些中国式问题有无可能导致中国式金融危机？

　　以上三个问题很难有理论上先验的结论。只能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回到金融的本源，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坚持金融发展的需求导向，坚持金融的服务业性质，金融发展总体适度，从属、服务于实体经济，而非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

　　二是立足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和突出任务，适应结构调整和转变积极增长方式需要，一方面稳定现有大型间接融资机构，继续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重点扩充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创新、面向市场的直接融资和中小间接融资，为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金融助推。

　　三是实现金融资源占有及分配多样化、多元化、分散化，确保单一机构规模适度，不具备危及金融稳定的影响力。

　　四是加强主要市场建设，提高核心价格形成的市场化水平，加快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发挥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抓紧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消除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加剧的汇率因素，恢复汇率调节失衡的作用。

　　五是统筹上海、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增强境内金融市场的全球影响力，构筑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基础。

　　以上举措也许能够令中国金融业发展成功接轨英美模式，甚至做得更好，但接轨后，我们能否提出根本上超越英美模式的经济思想，打破乏味的危机—应对循环？也许，一切有待于下一代经济学家来提炼。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