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尝试“国引民进”

　　山东钢铁收购日照钢铁、中粮收购蒙牛，央企高调入市拍下多块“地王”，伴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危机，一系列“国进民退”现象也引发了社会关注，在有些人眼中被视作是一种改革的“倒退”；而亦有一些人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仍属市场经济正常现象。

　　如何看待“国引民进”？政府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又该作何选择？除了在“国进”或是“民进”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发展路径？

　　就上述问题，1月19日，在天津市两会召开间歇，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元龙。

　　他认为，与其争论到底是“国进”还是“民进”，不如跳出这个非此即彼的圈子看问题。如果承认民营企业的效率最高，就找到了“国进”和“民进”的界标——“国进民退”背后其实是“效率”和“公平”的博弈，“应该是企业谁缴税多就让谁去经营，然后政府再来分配，何必一定非要让国有企业来经营呢？”

　　正是这种跳出圈子的“试图”，让他提出了“国引民进”的新观点，也就是国有企业应该在当下主动进入到一些目前没人乐意投资的领域，带动相应产业得到发展，在取得一定效果之后，再遵循谁有效率就交给谁做的原则。“高科技产业首先应该如此尝试。”他说。

　　“公平”与“效率”

　　《21世纪》：你是否注意到近期社会有所争议的“国进民退”现象？

　　张元龙：的确，这个问题近段时间以来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咱们先不去评判“国进民退”这个现象本身的对错，就我所接触的天津民营企业家中，其实已有一些人在寻找应对之策了。他们开始有意识的跟国企谈合作，要求对方并购自己；而国企也多乐意与之合作，毕竟民企在体制、机制上有优势。

　　这些民营企业家对于市场感觉非常好，举个简单例子，天津有个生产石油套管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就感到出口掉的厉害，又碰到美国反倾销，他马上就转向开拓国内市场。这些经营者的市场意识很强，嗅觉非常灵敏，这正是逐渐走向市场化的国企所欠缺的。两者的结合属优势互补。而民企的这一举动，也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中国营企业具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21世纪》：对于这一轮“国进民退”现象，您个人又是作何评价？

　　张元龙：我个人觉得，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不妨思考的更深入一些，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当中去寻找答案。从1978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起，至今大概经历过三次思想解放，分别是冲破“两个凡是”、厘清“姓公姓私”以及“姓社姓资”问题。目前，我们所遇到的这个争论，实质上是强调“国进”还是“民进”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称之为第四次思想解放，执政者面临新的抉择。毋庸讳言，过去一年中发生的很多事例，证明了社会上的确出现了“国进民退”，尽管从国家层面来看，“国进民退”并非国家本意。我个人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所谓的“国进”还是“民进”，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能否兼顾二者的问题。

　　《21世纪》：国家如何能够做到兼顾“公平”与“效率”？

　　张元龙：各司其职。谁能产生效率，就给它提供产生最大效率的条件；谁负责公平，就尽最大努力去保证社会公平。

　　毫无疑问，民营企业的效率是最大化的。我们曾经做过统计，同样一笔投资，民营企业3－5年就可以收回成本，股份制企业需要7－8年，外资企业为14－15年，而即便是经营最好的国有企业一般也要30年。由此可见，民营企业的效率要比国有企业高出好几倍。

　　现在流行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我觉得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国有企业其实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延伸，如果你给共和国赋予了“人民”的涵义，你给政府赋予了“公仆”的涵义，那么国企也就是“公仆”的雇员。如果把国企当作政府的“长子”，不就是把政府当作是人民的“父母”了？国企应该是老百姓的“公仆”而非“长子”。国企和民企，谁的效率高，就应该让谁充分发挥效率，而不是以“长子”或者“次子”来予以区别对待。

　　应该是企业谁缴税多就让谁去经营，然后政府再来分配，何必一定非要让国有企业来经营呢？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出在二次分配上，政府拿了很多钱，但二次分配的效率并不高。国家应该在这个层面多思考，不然的话将错失重大的发展机会。

　　不妨“国引民进”

　　《21世纪》：危机之初，便有学者表示需警惕经济刺激政策所导致的“挤出效应”。但一年之后，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情况在某些领域还是发生了。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警示变成了现实？

　　张元龙：这就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了。在现行的体制下，各级领导都依赖现有的以国企为主的发展路径，因为这对于政府而言是最省事的，反倒是如果把经济发展的引擎交给社会，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具备更多的调控手段与智慧。此外，目前国企发展态势还算不错，这也给了决策者一个印象，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式。

　　但我个人认为，如果对目前“国进民退”的问题不予以重视的话，不仅会影响社会财富创造的效率，还有可能在未来造成新一轮国有资产的损失。问题最后将反映到银行这个层面，就是出现大量的呆坏帐。而且，我还要问，国与民最终的边界在哪里？

　　《21世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单纯的强调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似乎可行性也并不大，毕竟这些企业已经进入到相应产业。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什么？张元龙：与其争论到底是“国进”还是“民进”，不如跳出这个非此即彼的圈子来看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如果承认民营企业的效率最高，我们就找到了“国进”和“民进”的界标。

　　我认为国企要在国家资产的保值、引导民企进入的领域上体现效率，在利用国有资产保证国民福利和对公共设施投资上体现着公平。这样的国企才称得上真正的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则应该在税收上体现效率，在就业和慈善上体现公平。于是，决定“国进”、“民进”的标准上，就是效率。

　　国企和民企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我们要承认民企就是人民的一分子，是共和国的主人之一。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一员，承担着与政府相同的责任，就是让国家财富与民间财富共同增长的重任。

　　一个比较可行的模式是，国有企业应该在当下主动进入到一些目前没人乐意投资的领域，带动相应产业得到发展，在取得一定效果之后，再遵循谁有效率就交给谁做的原则。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国引民进”。

　　《21世纪》：目前在哪些产业领域可以试点这种“国引民进”？

　　张元龙：首先是高科技领域。这种企业的发展有个特点，就是危机来了第一个倒霉，因为其本身就是高风险的，它适合在经济上升期来做，而在经济下行期，高科技型企业是不好干的。

　　这需要政府来推出一些扶持政策，甚至可以鼓励国有企业投一些高科技企业。制约民间资本进入高科技企业的另一个因素是目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现行的《专利法》也存在对知识产权、专利产品保护不足的情况。有时候民间资本投了一家高科技企业，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可是最后还没等你的产品推向市场，其他人仿造的产品就出来了。因此，政府就要出手相助。

　　目前，天津市政府层面在发展科技型企业方面信心就比较大，认为当前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将会陆续推出一系列的举措来扶持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