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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吴敬琏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0年01月22日10:24

  究竟是家人还是陌生人更适合描摹自己的父亲?吴晓莲也曾经面临这样的困惑。

  1998年,一本名为《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的书,将那些如烟往事,借由陌生人的笔和另一面镜子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书架旁,吴晓莲突然怀疑,这是我曾经朝夕相处的爷爷吗?为什么我从没有试着去了解他,和他交流过?而自己的父亲吴敬琏,更像是一本摆在身边的书,却始终没有完全揭开过。

  她决定接受父亲曾经的建议,为他撰写传记。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那些深藏于心的疑问一个个冒出来。“或许放在十年前,我也无法完成这本书,认识他人和认识自己都是一种旅程”。

  女儿的书出来了,父亲唯一的评价是,错别字太多。这当然是嗔怪,但在女儿看来,父亲就是这样的性情,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像对待学术一样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追求完美,每次出书都是一遍遍校对,等到出版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交稿。去年他到美国度假,十月我又回上海,都看着他拿着同样的书稿,一条一条,不厌其烦地核对注释。”

  柳红为父亲撰写的传记中的一个细节,开始让吴晓莲看到父亲的另一面。那是吴敬琏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18岁的吴敬琏随母亲邓季惺从香港返回国内,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他在轮渡上慷慨陈词,发表自己的观点,毫无畏惧。正是这一幕让同船的一位校长记住了这位热血青年。在后来的一次访谈节目中,吴敬琏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所学的一首歌 《问》:“中国的江山为何充满了泪,你想想,你想想……”

  2009年夏天,吴晓莲回国时,屏幕上轮番放映电视剧 《人间正道是沧桑》。她像是顿时看明白了父亲的过去——坚固的价值观烙印于心,一代又一代,“如果要让我用一句话概括父亲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使命感’这个词。或许正因如此,他多少年来不曾懈怠,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是如此,所以他一平反便能站到学术前沿。”她形容说,这种使命感就像舞者脱不下来的红舞鞋,缠绑在脚上,鞭策着他,一直会认真地“舞”下去。

  在梳理家族历史的过程中,吴晓莲发现,这种自幼便有的救国热情,正是家族传统的体现。邓季惺这个名字,在今日或许不如“吴敬琏的母亲”来得响亮,但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正是她将一间不到10人的小公司改组成为名噪一时的《新民报》,也就是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

  这个有几分像林徽因的女子,不仅将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更是一个大家庭合格的管家。到任何一个城市,邓季惺首先想着买地置业,安顿家人,她给家里雇了能干的保姆,为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吴敬琏正是在这样的庇佑下度过了幼年时光。

  独立、倔强、有主见的吴晓莲,和干校回来的父亲在一起生活没多久,便读大学、出国,与其相隔万里之遥。再一回国,发现父亲已经是“著名经济学家”,她突然发现,除了小时候“戴着厚厚的眼镜,终日埋在书堆”里的形象,自己对父亲并不十分了解。而在小女儿吴晓兰的记忆中,七岁时那个从妈妈旁边将她赶到小床去的 “陌生人”,便是她对爸爸的第一印象。

  再捡拾的记忆、大量的细节,让女儿们重新认识那个“戴着厚厚的眼镜、终日埋在书堆”里的父亲。他在干校时自学英文,出来后,规定自己每天在家读一章原文的古希腊史。那时母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一年,喝水吃饭都要由父亲照顾。但父亲沉迷书本不思饮食,母亲也只能无奈而善良地等待。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十不学艺”,当时文革,因为看不到什么前途,很多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学问。但吴敬琏却始终不曾懈怠,所以四人帮一粉碎,他便站到了学术前沿,出版了大量文章。不久前吴晓莲在美国拿起文艺史来读,就想起了儿时的这一幕。

  在那个历经各种运动,无风三尺浪的年代,在11平米的四口之家中,吴敬琏安之若素。这其中有酸楚,有幸运,而更多的是对家人的保护,不希望女儿卷入其中。

  从干校归来的父亲没有带回半点牢骚,却带来了一手的木匠活。他总是鼓励女儿勤于动手,还告诉她们在各种手艺里,木匠是最高的。他做木匠活,也出于个人兴趣,小时候曾一心一意想做工程师。这种看似缄默的举动,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下一代的观念。吴敬琏曾经对乖巧的小女儿吴晓兰说,以后有机会还是学科学,不要学社会科学。

  吴晓莲热爱文艺,十岁时开始学拉小提琴。心灵手巧的父亲为她打造了一切:小提琴的腮托,是父亲用布缝的;节拍器,是他用电子管做的;琴谱是父亲一笔笔照老师的谱子抄的;这个“多能选手”还带着她们骑车、买菜、摘蘑菇……在吴晓兰八岁生日的时候,他还送了一个电烙铁当作礼物。现今同样住在美国的吴晓兰回忆道,几年前父亲还曾经说,等以后退休了,找间大房子,重新操起木工活,“但照这情势,怕是不会退休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吴敬琏迷恋俄国小说和俄国歌曲,不久前《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还提到他在病床上靠看俄国小说打发时光。那时看一本《怎么办》,他会对女儿感慨,“生活不能太过舒适。如果喝水都一定要喝有味道的,这就是腐化。”30年后,孩子还记得这些话,但他自己却早都忘记了。

  父亲曾经先后四次向为其作传的晓莲讲述和顾准的交往。这个在 “文革”时还穿着三件套西装的人,成为吴敬琏一生最关键的授业导师。最后一次交谈发生在2006年秋,在北京郊区的一幢房子中,面对着刚刚下飞机饱受倒时差之苦的女儿,吴敬琏谈起了顾准离开的当日。对于谈感情就像拔牙一样艰难的父亲,女儿集中精力追问他当时的感触。“我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很冷很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她后来问了母亲,顾准离开的当日,情感内敛的父亲回到家中痛哭了一场。

  吴晓莲说,这些年父亲坚持市场经济,即使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仍然不屈不挠。而这一代的学者似乎注定要把眼光投往书斋之外,对社会中的话题,总是忍不住发言。“遭人误解或批判时,他也生气、也着急,但一转眼就直言不讳了,拦都拦不住。”从一则故事中足见其锋芒毕露的性格:一次公开会议上,有位发言者反复提到“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表述,一旁的父亲起初沉默不语,到后来忍不住了,拿过话筒说,“自从有的电视台用 ‘三年自然灾害’描述当时的三年大饥荒,我就再也不看那些所谓的节目了。关于三年大饥荒,刘少奇主席早就说过,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这本书中,处处都是朴素的表达,包括谈论父亲和母亲的爱情。父亲的说法异常简单,找一个看得过去的人结婚,没什么特别。母亲则会动情一点,提到她最初也有别的选择,看上父亲就是觉得他聪明,会背资本论。“上一代人都很简单,看似经历大风大浪,家庭却很稳定。”

  吴晓莲有明星一样的脸庞和爽直的性格,说话伶俐;吴晓兰长得颇像祖母邓季惺。她们共同生活在美国的圣地亚哥,那里气候好,冬天适合避寒,夏天宜于避暑。父亲这几年会专门到这里度假,但每次待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两个星期。而度假的时光也有每日拨出八小时用于工作,只是比在国内多了几分散步的悠闲。

  吴敬琏年已八旬,精力还很旺盛,晓兰提起他的时候,很欣慰地说,似乎比前几年气色都好。如果简单将他的知识结构一分为二,其一是经济学专业知识,其二便是强烈的好奇心。他对于所有新技术都充满兴趣,到美国女儿家里度假的时候,他为了次日能到电子市场购买最新的大容量移动硬盘兴奋不已,女儿便顺势送给他一个i-Pod。他让懂行的年轻人把音乐和有声读物放入其中,但凡休息时间,就插上耳机,沉入自己的世界里,既欣赏他热爱的贝多芬,也听英文有声读物。

  吴晓兰的女儿弹琴,爱好音乐的外公会指导一二,告诉她要多听好的音乐,而不是机械地按照曲谱演奏。一家人去听音乐会,舞台上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吴敬琏回去后有心地将曲谱打印出来,放到外孙女的床头。孩子们学中文字,他会像曾经对待两个女儿一样,帮忙为孩子们制作卡片。

  工作忙碌是父亲永远的状态。每次回国,一家人刚刚坐下吃饭,电话就会响起。有时候为了图清静,避开搅扰,还要专门跑到郊区。去年“间谍门”事件的时候,父亲就是在天津闭关写书。即便是在美国,吴敬琏依然每天至少要工作八小时,后来遇到叫吃饭迟迟没有回应的人,吴晓兰的孩子们总是习惯说,这个人怎么和外公一样。

  忙碌的另一面是不拘小节。有一次,他特意为归国的吴晓兰买了中国的电话卡,女儿征询如何使用时,他却浑然不知,还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我把时间都花在这些琐事上,怎么会有精力想那些重要的事情”。

  吴晓莲热爱文艺,当记者苛求她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时,她沉吟半晌,做了一个有趣的补充。“比如印象派画家莫奈,他画同一个池塘,会立起四个画布同时创作,每次光照时间都不同。莫奈甚至说,你要想象自己是瞎子,只是在睁眼那一刻把它画下来,而不要去想它应该是什么样子。30年来,当我突然睁开眼睛看父亲,我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他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这是他身上最大的特征。”

  

责任编辑:丁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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