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工的另类“反抗”

　　和大多数人们常见的农民工比起来，周述恒无疑是个“另类”。

　　他有着农民工里罕见的近视眼。一副300度的银框眼镜，架在颇为白净斯文的脸上，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读书人。

　　当然，这种另类不仅体现在外表上。他上网的大多数时间，都耗在各个文学网站上舞文弄墨，并给自己起了一个颇为诗意的名字“淡看红城”。他还自办了一个培训班，买了6台旧电脑，专门教外来工及子女学习电脑。

　　在福州市南郊的金山浦上工业区，在一处农民自建出租房的二楼上，便是周述恒每月300元租来的住处。他用三合板把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隔成了两小间，稍微大一点的那间，用来当培训班，小一点的那间，是自己的卧室。

　　在这间陋室里，从2008年5月开始动笔，到2009年10月3日晚，在这台1000块钱淘来的二手电脑上敲下最后一个句号，这个在福州市打了14年工的31岁民工，以自己十多年里在城市辛苦打拼的经历为素材，写下了一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并正式出版。

　　一个国内知名作家在看完这部作品后，曾这样评价道：“《中国式民工》既是农民工群体的客观写照，又是他们的集体记忆，或许也能成为一部当代社会生态——城市与乡村，原住民与外来者既排斥又融合的生动史料。”

　　也因为这部作品，国内外的数十家媒体——其中不乏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纷纷邀约采访，在许多报道中，周述恒的名字前面，挂上了“农民工作家”的头衔。

　　不过，如果时光倒流回十多年前，周述恒却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作家。16岁那年，当他初中毕业，离开家乡四川万源，千里迢迢来到福州打工时，只想着“多赚一些钱”，然后回老家盖个房子，娶个妻子。

　　但周述恒的第一份工作，便击碎了他对这座陌生城市的美好幻想。

　　那是一份塑料厂的杂工。周述恒每天的工作，是用香蕉水擦掉塑料桶上的污渍，在阴暗狭小的厂房里，这个16岁的男孩和其他工人一样，呼吸着呛人的有毒气体，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而损害健康所换来的，是一个月180元的收入。

　　在那些年里，尽管他先后换了数家工厂——钟表厂、仪器厂、玻璃制品厂，但这样的场景如同一个幽灵，紧紧地跟随着周述恒。

　　他经历过工伤——塑料厂的工作，引发了周述恒的急性哮喘，发作最严重的时候，难受得他在“路边打滚”。但工厂不但没有一分钱的赔偿，还以他“无法正常工作”为由，辞退了他。工作了半年，扣掉他的食宿费用，他还倒欠厂里1000多块钱。

　　他经历过欠薪。他在一家首饰厂干了半年，工厂欠下他2000多块钱工资。他到劳动局去讨薪，在调解之后，他同意只拿回一半的工资。但当他满心欢喜地拿着盖有劳动局公章的文件去找老板要钱时，却遭遇了工厂保安的一顿毒打。

　　他曾亲眼看到过做装修的农民工，生下智障的孩子；看到过两个老乡得了职业病，被厂里辞退，回乡后便死去；而更让他痛苦的是，尽管工作在不停地改变，但永远不变的，是没有归属感的失落，“融入不了城市的生活，就像两个世界的人”。

　　他无比熟悉一些城市人“骨子里的高傲”，和农民工们内心的卑微。

　　1998年的金融危机，福州的许多工厂倒闭，许多民工处于失业状态，周述恒也是其中之一。在半年里，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福州的大小工厂，但就是找不到工作。除了要忍受饥饿和福州夏天的烈日，还要看工厂保安的白眼。

　　还有一次，周述恒去邮局给家里寄钱，顺便想给父亲捎瓶药回去。在药店，他向服务员打听某种药的价格，那个服务员白了他一眼，说：“这个药很贵的。”

　　这样的歧视无处不在。就在前些天，他去菜市场买菜，一个本地人骑着摩托车，在一个菜摊上称了10斤莴笋。摊主找钱时，这个本地人漫不经心地说：“两毛钱就不用找了，我不是那些农民工。”

　　14年来，漂泊在这座城市里，周述恒早已记不清自己换过多少工作。他还蹬过三轮车，摆过地摊，送过报纸——直到找到了一份推销建材的业务员工作，他才逐渐稳定下来。

　　“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可我们得到的关怀太少了。农民工有太多不为人所知的辛酸，只有让大家知道了这个群体的真实状态，才能得到改变。”抱着这样一种想法，2008年5月，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不过此时，周述恒刚结婚不久，养家糊口才是头等大事。白天，他奔忙于福州的各个楼盘，敲门推销自己代理的建材。但他随身携带着纸笔，一旦有什么想法，马上就写下来。辛苦了一天后，晚上回来，再坐在电脑前写作。

　　对于他来说，最困难的是“结构如何安排，情节如何展开”。因为没有写作经验，他按照《中国式离婚》的结构样式，将小说分成99个章节，“依样画葫芦”。

　　写作期间，正值夏季。福州的夏天常有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周述恒的出租屋只有一扇小窗户，通风很差，写得汗流浃背时，他会打上一盆凉水，用毛巾浸湿了披在肩膀上。

　　2008年7月，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经常半夜大哭，好不容易找到写作的头绪，又被哭声冲得一干二净。最生气的时候，他甚至摔了键盘，把桌上的笔纸丢下楼去。

　　但让他更难受的是，身边的民工朋友并不理解他究竟在干什么。“他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调侃我，说我是神经病，民工还想写小说？！”周述恒摇摇头，叹道，“他们不知道，我写的，就是他们最为真实的生活。”

　　2009年10月，历时17个月，周述恒终于在一家文学网站上完成了《中国式民工》的创作，在那一刻，他突然间有一种“获得重生”的感觉。

　　在短短两个月里，这部略显粗糙的小说，就达到了50多万的点击率和几千条跟帖，许多网友和评论家，都把周述恒称为“民工代言人”。

　　有媒体这样评论道：“在这部小说里，两亿农民工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用自己的肩背和双手，浇筑出繁华的都市。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平等的机会和与之相应的收入。中国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都应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但在今天的中国，想出版这样一部小说，并非易事。周述恒在网上找到各家出版社的电话，一家家打过去，但得到的都是失望。甚至有出版社编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样的小说，城里人不爱看，肯定卖不动。”

　　直到2009年11月，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终于看中了这部书稿，决定出版。当然，在挑剔的编辑来看，网络版《中国式民工》还是一份粗糙的文本，错别字和病句层出不穷。

　　曾有人问周述恒：“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这部作品？”

　　“我把它看做一种理性的反抗。”这个农民工推推眼镜，镇定地说，“不要以为民工只会逆来顺受，被逼无奈之下，很多人也会用极端的暴力的方式来反抗。我希望能通过我的小说，让城里人真正理解他们身边这些民工的想法，来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其实，我最期望官员和决策者来看这本书，因为只有当他们更真切地了解我们的生活，听见我们的呼唤，才能改变我们的境遇。”

　　如今，这部小说出版的版税，给周述恒带来了一笔“他打工这么多年都赚不到”的收入。这也让周述恒有底气规划未来，他正在计划去广东打工。当然，“不是为赚钱去打工，而是为写作去打工。”

　　“边打工边写作，是我理想中的未来生活。无论别人怎么称呼我，作家也好，代言人也罢，我的身份一辈子也不会改变，永远是个农民工。”他笑道。

　　而在自己的女儿身上，他也寄托了一分美好的理想。因为总是遗憾自己过去上学少，他为女儿起名“小涵”——希望她成长为一个知书达理“小有涵养”的人。

　　2009年年末，他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到北京去做了一期节目，回来时，他给女儿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这是3本小人书，《辛弃疾》、《西厢记》和《菜根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