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将通胀目标提高的提议,对于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常态化并无实际意义
不合时宜的4%
金融风暴袭过,复苏仍多波折。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市场的主导利率早已降到历史性低位,因而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似乎对未来的经济刺激再无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此时献计:放宽控制通货膨胀目标。
布兰查德的逻辑是,在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应将通胀目标从原来的2%提高到4%。在这个水平上,对应的短期利率可能在6%-7%之间,这样央行可获得更多的降息空间,利率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很快就降到零。
布兰查德称,如果利率再有几百个基点的下调空间,将有助于应对金融动荡。因此,央行应制定更高的名义利率,而实现这一点的惟一方法就是平时允许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这一设想反映在布兰查德与两位IMF同事Giovanni Dell’Ariccia和Paolo Mauro上月发布的名为“反思宏观经济政策”(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的报告中。
这样的“反思”引起很大争议。不过,这对于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常态化似乎并无实际意义。对于公共债务沉重、金融体系脆弱及整体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欧元区及美国,价格上涨至少是库存消化、流动性激活的显现,在一定时间内也有助于政府化解债务负担。但是,明确地声称可容忍更高的通胀,显然将向市场发出不可理解的信号。
欧元区的“入场券”本身包含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及通胀等方面的标准。将控制通胀作为其首要政策目标的欧洲中央银行,如果在此阵线上后退,将伤害其公信力,且有违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
果然,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韦伯(Axel Weber)立即发声,称IMF是“在玩火”,IMF的这类提议是“有害的”。
IMF2009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00年-2008年,欧元区核心通胀基本保持在1%-2.5%之间。
政府也未必乐意见到融资成本的上升。金融市场人士注意到,布兰查德的“反思”没有考虑高通胀将带来高负债国债务成本加重这一潜在风险。理论上,较高的通胀水平有助提高税收,对控制赤字及降低国债占GDP比例有积极作用。但中金公司研究人士发现,此举存在潜在风险,而且效果是否显著存在较高不确定性,不适合作为中长期策略。
欧美的历史也说明,经济保持良好增长的时期,更多是与低通胀伴随,而非高通胀。
通胀率长期过高不仅将损害公众对货币购买力的信任,还将降低经济增长率。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另一位委员斯塔克(Juergen Stark)提到,根据历史经验,欧元区若以4%作为通胀目标,每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至少降低0.5个百分点。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月24日在国会表示,提高通胀目标的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带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把通胀率提高到4%,怎么保证以后不会提高到5%、6%甚至7%呢?”
如果发达国家通胀目标集体抬升,从作用上评估,相当于延迟加息或推迟收缩货币政策的效果,这将意味着全球广泛的流动性宽松状态。而如果通胀预期恶化,将产生一系列反应:与通胀挂钩的社会保障及福利等支出相应增加,而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可能走高。金融市场、资产市场投资者预期将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目前,印度的通胀已近9%,若发达国家通胀目标容忍区间放大,印度这些新兴市场无疑面临更严峻的流动性压力。
尽管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对于较高的物价上涨已习以为常,但央行对控制既定目标区间仍不敢怠慢。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就曾向媒体表白: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往往将通货膨胀目标定在2%左右,那么利率也应该高于2%;发展中国家有其特殊国情,通胀目标一般会比发达国家定得稍微高一点。
市场便将上述表述解读为中国央行的通胀容忍区间为3%-4%。但是,执行中,央行是否具有独立的决策则是另一回事。
不过,曾为麻省理工学院(MIT)宏观经济学家的布兰查德,此次坚持了他对央行政策目标的见解。他认为,尽管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当下主要政策框架没有发生变化,政策目标仍是稳定的产出缺口和物价水平,但是,这场危机明确提醒决策者,不能只盯住通胀,还应盯住包括产出构成、资产价格变化、不同机构的杠杆率在内的多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