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拐点已经到来

　　3月3日，北京的一位同事到广州出差，闲谈间，她抱怨自己请不到保姆，尽管开出了2000元的月薪。尽管这位同事的保姆，要做的工作相对简单：接送孩子上下学，然后做饭和做家务。

　　既然如此，为什么保姆还是选择甩手不干呢？我的同事总结了原因：“她觉得空虚和寂寞”。 事后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总结说，一个保姆2000元的月薪在中小城市可以获得较高的生活品质时，在大城市却只能获得略高于温饱的生活质量。因此，“姑娘她干的不是保姆，是寂寞”。

　　当珠三角开始闹民工荒时，北京也闹保姆荒，这倒真是出人意料。然而，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当劳动力短缺成为现实的时候，中国的一线城市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迎接城市化拐点的到来。

　　按照以往的逻辑，当劳动力过剩时，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劳动力会涌向一线城市，因为那里的工作机会更多。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农民工，都在源源不断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因为外来人群的涌入，造成一线城市的土地房屋、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水电等）出现供不应求，当需求超过供给时，涨价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路飙升，其内在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一线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吸引过剩劳动力进入，第二则是过多的人群涌入后，造成城市提供的各项服务无法满足如此多的人群的需求。

　　现在，新的情况出现了，首先是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尤其是居住成本的昂贵，使得劳动力无法承担，因此，劳动力本身有向外转移的需求；其次，由于劳动力的短缺造成劳动力议价能力提高，工资成本上升；第三，上述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各项成本的提高，导致工业企业将会向土地、水电等资源相对便宜的地区转移，他们在包括长沙，武汉乃至于中西部地区转移时，也将给当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进而进一步吸引大城市的劳动力向中小城市回流。

　　这三方面因素互相强化，导致了一线城市面临着城市化的拐点。

　　所以，我们不难判断接下来的局面：即一线城市面临着城市化的拐点，二三线城市将会重现一线城市当初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情景。这也就是所谓的梯度转移。

　　然而，随着高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备，中国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可替代效应会加强，他们之间的稀缺性和一线城市相比要大打折扣，因此北上广深那么极端的情况（如土地房屋价格与世界大都市看齐，公共服务成本昂贵）未必会在二三线城市出现。打个比方，如果把一线城市比喻成贵州茅台而出现股价一枝独秀的话，二三线城市顶多像沱牌曲酒或者金枫酒业那样，会出现一个普涨的局面，但是不会像贵州茅台那样由于稀缺而出现极端的情况。所以，未来中国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地产业将会出现“滞涨”或者下跌的情况，而二三线城市会有适度的上升空间。

　　我们看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点。该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已经隐含了我们在上文提出的一线城市面临拐点这样一个假设。

　　在这种判断之下，我们的投资应该相应改变思路，如果说过去我们聚焦于高端消费品或者高端投资品的爆发动力，那么现在需要把目光转向那些占领全国市场份额较大的中端乃至低端的消费品和投资品。未来中国爆发式的增长，应该出现在那些提供大众可以消费得起和投资得起的产业。也就是所谓的中低端消费品，因为用户群体的日益扩大，他们将会面临着增长的黄金期。而那些聚焦中小城市投资的企业也将获得较大的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