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的重庆策略

　　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是重庆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显著区别。这决定了我们有与其它直辖市不同的使命。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国发3号文件，我们必须协同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城乡统筹一体化，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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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

　　对重庆“三农”的总体认识

　　要改变当前农业生产经营分散、农村要素资源配置不活跃、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状况，重点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发展中小城镇。

　　首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未来10年，全市所需建设用地将超过2000平方公里，但要坚守3300万亩耕地红线，达成这个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引导更多农民整户进城，采取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和耕地占补平衡等方式来保证。并不断推进科技兴农，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的生态农业；完善现代农业生产服务体系。

　　其次，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不断增强，城乡结构、农业农村内部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去年重庆全市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3%，首次下降到10%以内，这是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性突破。今后农业增加值占比要争取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到2020年前后下降到5%以内。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让更多农民靠工商服务业谋生，力争2020年，农业就业比重从现在的48%下降到20%以内。

　　再次，加快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是城市群的末端，一头承接大中城市，一头联系广大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特殊作用。我们应继续整合小城镇建设专项资金，支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吸引更多农民集中居住，把市级中心镇和建制镇培育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和商品集聚的中心。

　　此外，妥善解决农民工转移问题。现在全市800多万农民工，400多万到沿海打工，300多万在本地就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预计三年后农民工流向会转变过来。在鼓励农民工继续到沿海打工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和引导农民工本地落户就业。善待进城农民，解决他们的户籍、养老、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

　　另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基本出行条件；加快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向农村覆盖的进度，在2012年前实现农村养老、医疗、低保等全覆盖，到2020年实现城乡社保统一标准。

　　最后，实行城乡一体化行政管理。特别是财政运行体制和区县、乡镇管理体制，应彻底破除城乡体制性壁垒，根本解决城乡分割、分治的局面。

　　2010年重庆“三农”发展方略

　　首先，加快农村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个确权到位”，从源头上保障农民权益。由于多种原因，现在农村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权证面积少于实际面积的情况，这既不利于农民进城后退出土地时的权益保障，土地流转时也容易出现纠纷，也不利于农民把土地拿到银行质押贷款。确权是土地要素流转的基础，涉及千家万户农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与农民一道，实事求是，认真细致地一一确权，并将其作为对区县考核的重要内容。

　　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除继续落实好已有补贴政策外，从今年开始，我市还要加大四方面的补贴力度：补贴促进稳产高产的农业服务体系；补贴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商品流通环节；补贴畜牧业，保障畜产品稳定供给；补贴林下经济，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

　　唤醒沉睡的大山，必须提高林下经济的产出。目前“两翼”农户300多万户，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5%。但全市6000多万亩林地有一半多在“两翼”，户均10多亩。如果每亩林地产出达到耕地的一半，就可有1000多元收益，户均可增收1万元。因此，我们应搞好林产品销售体系建设，通过龙头企业的采购、运输、销售网络，将林下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农民发展林下经济启动资金不足，政府要给予补助，小额贷款也要予以支持；完善服务体系，强化技术培训。

　　其次，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不是城市的简单扩张，而是现有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直辖以来，全市城镇常住人口占比由不到30%上升到50%多，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仅从20%提高到28%，变化不大。户籍制度改革必将成为城乡统筹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我们既要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已解决了养老保险的90多万原征地农转非人员、50多万三峡移民和水库移民、150万已在城市工作15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将这300万人转为城市户口，可使我市户籍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到40%以上。另一方面，建立农民市民化的长效机制。通过上学、就业，50%的新生代农民可成为城镇居民。

　　实行相对扶贫标准，是我市率先于全国在扶贫工作中的一大改革。只要低于农村人均纯收入30%的人口就是扶贫对象，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每年进行动态调整，有利于调动区县脱贫减贫的积极性。以前扶贫工作考核只注重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忽视贫困人口实际收入的增加。按照新标准，贫困人口比重下降则工作成效明显，区县财政扶贫支出也会相应减少；今年的扶贫线在1400元左右，与目前我市农村低保标准大体相当，这就能把两件事办成一件事，减少折腾。

　　再次，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充分发挥要素市场的作用。去年土地交易所交易土地1.3万亩，带动10多亿元资金流向农村，开辟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渠道。今年交易量要力争达到2-3万亩，带动30-40亿元资金流向农村。农畜产品交易所要不断完善运行机制和配套政策，利用其价格发现、规避风险功能，促进畜牧业稳定发展。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建设，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林权等质押试点，发展个人信用贷款业务。

　　龙头企业是建立产运销一体化组织模式的关键一环。我市农产品加工程度还很浅，农产品加工业销售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1.2:1，而发达国家为3.7:1，国内先进地区为2:1。如果我市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能从现在的860亿元增加到1500亿元，农产品加工业销售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就能提高到2:1。用工业化方式推动农业发展，依托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是建立产运销一体化模式、推动"三农"发展的一条重要出路。

　　最后，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用活用足各项政策筹集新农村建设资金。包括：土地置换。在城郊结合部，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新建房可直接办产权，腾出的建设用地给农民作出补偿后，可办工业园区，如果已纳入城市规划就可直接用作商品房开发。地票交易。对远郊地区而言，农民集中居住节约的土地可以以地票形式到土地交易所交易，促进城市资本流向农村。土地复垦基金。土地出让中要征收占补费用，只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复垦了宅基地，就能得到相应的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