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王小广
只有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在海外投资中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企业才会在磨炼中成长，“走出去”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腾中收购悍马”掀起的波澜尚未完全平静，国家电网斥资9亿美元与加拿大公司携手开发智利铜矿的大手笔已浮出水面，颇有“你方唱
在中国企业频频出手海外的背后，隐约可见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抄底”憧憬，但更应看到，加快步伐“走出去”，越来越符合国家与企业自身的利益，已经是大势所趋：
—外汇管制对企业“走出去”的束缚已经逐步松绑。2009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增至2.4万亿美元，中国已经彻底告别外汇短缺、需要“宽进严出”的时代；相反，增加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助于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化解外汇储备贬值风险。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以海外兼并收购获取先进的技术设备，拓展海外营销渠道分享产业链中更多的经济增加值，或者借助海外生产基地规避贸易壁垒、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是中国应当借鉴并正在效仿的国际经验。
与此同时，国家与企业均应认识到，中国还是对外投资领域的“新手”，成功地“走出去”既需要事前周密分析，又应当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检讨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抄底”之举，可以为未来提供借鉴。
海外“抄底”短长
依照规模及成长性衡量，2009年中国企业的国际并购令人瞩目。据普华永道新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测算，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交易达166宗，交易金额约335亿美元，为2008年的3倍，也超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
从交易对象的行业看，中国企业的海外“抄底”主要集中在资源能源领域，其他领域比重极小；从地域分布看，“抄底”集中在资源丰富的非主流富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欧美主流发达国家未形成明显的“抄底”压力；从出手企业的性质看，“抄底”的主力军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
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抄底”的成功之处，在于我们从国际上得到了一定的资源份额。
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很大。中国在许多资源上存在严重短缺，需要利用国际市场，需要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保障资源稳定供给；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控制资源的跨国垄断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可争取一定的资源定价权，以减少资源价格过度波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
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看，中国的“抄底”或许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其一，总体上重自然资产及资产增值、轻构成竞争力的无形资产，如技术与品牌。主导着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的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特别是其在高端制造业上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需求不足、升级缓慢等），理论上讲为中国“抄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虽然中国企业的资金实力不等于资本实力，更不等于产业整合能力，但知难而进才有可能出奇制胜。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尝试可谓凤毛麟角，反映出中国实业界对此中机会准备不足，但这些尝试是必经之路，都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其二，从资源“抄底”占绝大多数（90%以上）看，中国企业缺乏“危机后的思维”。危机之前，囿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及粗放型增长方式，国内资源存在严重短缺，拥有资源几乎意味着拥有暴利；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将很不同于过去，虽然资源供应仍然重要，但中国与世界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日益关注，低碳经济方兴未艾。若能“抄底”更多海外清洁能源技术，则更能顺应后危机时代的增长模式。
其三，过度热衷于资源，不仅会使中国在国际化过程遇到更多的磨擦和阻力，而且会被国际金融“炒家”所利用，即帮助他们在“堆”新的全球资源价格泡沫。结果，中国由企业国际化而获致的资源溢价收益可能远小于为高价格资源进口所多付的成本。
当然，海外市场复杂多变，企业也有各自的经营之道，因此观察者对于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抄底”长短的判断，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对于政府在“走出去”中应当如何发挥作用，可能比较容易取得共识。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相一致，政府在规划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时，应当突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理顺要素价格，为企业自主决策如何“走出去”提供便利，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
目前普遍存在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对于企业“走出去”具有相互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国内逐步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及人民币升值会促使一些外向型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则可能令某些海外投资的人民币收益率贬值。政府着力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发展风险管理功能完备的外汇市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推动投资便利化，既包括放松本国实施的管制，增加管制政策的透明度，提供关于海外投资环境的基本信息等，也包括通过双边与多边投资协定争取外国开放投资领域。同时还要引导中国海外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海外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推动投资便利化方面颇有建树。自2006年以来，商务部已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地推动建立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动贸易、开辟市场和获取资源；2009年商务部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下放境外投资核准权限，简化核准程序；外汇管理局则把外汇管理由核准制调整为登记制。类似的便利化措施不胜枚举，这个方向的努力值得肯定和继续深化。
不过，围绕腾中收购悍马失败原因的传闻或误解也显示出，政府还有增加对外投资政策透明度的空间。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有支配的中国特色，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特殊问题。
一方面，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尤其是在资源收购中表现活跃，不时有国家担心这些国企因为有政府色彩，收购并非完全出于商业目的，或者以此为借口，将中国国企拒之门外。中国到澳大利亚收购资源的企业，民企比国企容易获得批准，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近来国企联合外国企业进行海外收购取得了进展，如中石油集团通过与英国石油公司（BP）联合，赢得了伊拉克的油田合同，但更全面的解决办法，或许是政府加强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源能源对话，促使其理解中国对资源的合理需要，以此消弭外国对海外收购资源的阻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空间。曾经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负责国际能源政策的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L. Morse）几个月前在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上表示，应当邀请中国企业投资于西方国家生产石油天然气及其他初级产品的公司。发现和借力如此有识之士，不无裨益。
另一方面，大型国企对外投资规模通常出手不凡，蕴含巨大的投资风险。完善公司治理、确保政企分开、明确投资责任，方能重视投资的经济效益、有效控制风险。
回顾历史，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既有海尔较为成功的业绩，也有TCL收购汤姆逊、联想收购IBM等出现消化不良、难以达到预期效益的事例，表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有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在海外投资中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企业才会在磨炼中成长，“走出去”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
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对论]
“走出去”底气何在
刘杉
鼓励企业“走出去”的理由众多。如“抄底”金融危机，获取境外优质资产；获取海外技术设备，拓展海外营销渠道；直接生产进而绕过贸易壁垒；转移国内过剩生产能力等。
不过也应看到，“走出去”或是双刃剑。对企业而言，海外投资好处清晰可见。但过多地对外投资势必导致资金外流，减少国内就业机会。而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尚在进行中，就业压力尚存，资本缺口依然存在，理性的决策似乎应该鼓励企业对内投资。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使得贸易摩擦加剧。双顺差也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原材料和能源，对资源投资也理所当然。两难境况下，鼓励企业“走出去”便成为优先政策选择。
但“走出去”并不简单。从中国已有海外并购案例看，能源资源项目成为主导，不仅金融业收购如凤毛麟角，制造业兼并也少之又少。这反映出“世界工厂”难以向价值端上游延伸的尴尬：中国企业的优势仍表现为低劳动成本，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产品销售乃至公司治理等环节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上经验不足，文化、制度、法律、财务准则等差异，增加了海外并购的困难。
成功“走出去”的基础，是中国企业的集体壮大。当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差距显著缩小时，所谓“千载难逢”的并购机会才有实际意义。这要求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国内就有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制度环境。
“走出去”成败的关键不在国外经济形势，而在国内经营环境。
作者为本刊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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