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3月20-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主题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继续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是本届论坛的中心议题。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现场嘉宾提问(搜狐-王玉玺/摄) |
张维迎提问:我想问吴敬琏老师一个问题,我理解吴老师刚才讲,一方面想减肥,另一方面又大吃大喝,最后你又抱怨自己减肥没有成功。而且我理解,这也是吴老师过去20多年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结构要调整,宏观经济必须相对紧缩,就是宏观环境要紧一点。我想问吴老师的问题就是,从您这个观点来看,您评价去年,比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是有不恰当的地方需要去反思?谢谢。
吴敬琏:与其给一个宏观经济政策打分,还不如我们分析在思路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思路更为妥当。我感觉去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一个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我也知道,这一点上,我和张维迎教授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用我过去的话来说,我认为从短期的观点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是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但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靠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2009年,我们对于解决长期问题关注不够,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我有海量的贷款,把需求撑起来,我就能够实现稳定的复苏了。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想法。
现场提问: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吴敬琏先生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德怀特·珀金斯先生。无论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还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很多数据证明,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都在拉大,基尼系数都在扩大,有很多数据我就不念了。这是一个现象。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是市场经济,一定会出现一个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就是基尼系数一定会扩大,这能不能做出一个理论上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我们承认不承认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这个没有什么统计。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经济学公理,前面是实证性的结论,后面是一个公理,这两个前提的逻辑结论就一定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它一定会出现产能大于消费需求的趋势。这个趋势发展的程度严重的时候,它就要恢复平衡。如果不能够用很和平的稳定的办法来恢复平衡,就一定会是破坏的,是一种以损害社会财富为代价的恢复。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逻辑结论,就是说,每个政府都要在这样一个趋势里面来发挥自己的作用,用一种稳健的、和平的方式来恢复或者保持产能和需求的平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您完全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发现了在不平等或者不公平方面,的确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其次,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以及包括6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我们其实看到增长非常迅速,而且,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这是存在的。第三,您刚才也谈到了,我们的宏观经济这些问题当中,包括总需求的不足等等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些问题不在早些时候出现呢?原因是在美国的这些相对来说比较贫困的人口,他们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即使他们的收入在下降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在不断地消费,因为出现了这样一个泡沫,但是这个泡沫却是不可持续的,一旦泡沫破裂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非常灾难性的结果。
所以,进一步地强调您刚才的观点,比如2008年美国最新的数字显示出来,美国中层人口他们真实的实际收入其实要比前一年更低,也就是说,美国中层的这些人的收入越来越低。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经济系统确实因为一些原因而变得扭曲,尤其是因为外部的这些环境导致我们经济结构的扭曲,包括我们的税收政策、公共投资等等这些政策都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包括在教育方面,以及其他的很多我们在也讨论的一些问题。包括在农村增加投资,在医疗卫生方面增加投资。这些都会对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产生很大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问题当中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
吴敬琏: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难回答的。你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市场经济和经济的开放,会不会引起收入差别的加剧?这是有争论的。譬如说,不光是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对外开放,1月27号有专家在国际讨论会上讲到了经济开放可能会加剧收入差别的扩大,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讲我自己的观点。
我想讲的是在中国,我认为,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来,收入差别急剧扩大,已经发出了信号,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生病了。但是我认为,我们这里贫富差别的急剧扩大,主要的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越是富裕的人,他的消费倾向会越低,这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由经验证明的道理。所以我认为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想用增加少部分人或者是少数垄断企业或者是国家的收入来提高我们的消费水平的话,这可能是一种南辕北辙。
德怀特·珀金斯:我想中国的这种不平等或者不公正不断地恶化,其实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正确的理解。事实上,中国的这种富余的劳动力使得中国整个技能水平、教育水平一直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对于那些有很高技能的人,他们可能是很快地富裕了、成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又由于某些政策的原因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些政策没有很好地关注到这些,比如流动人口的福利等等。
我不知道吴敬琏先生所说的腐败到底存在于否,或者有多大的作用,对于基尼系数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我想说,我对于这个观点没有任何证据来佐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如今天早晨听到其他人所说的,最终中国所谓的40岁以下的富余的流动人口或者劳动力,你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两年当中,他们的收入水平的确是上升了,如果说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的话,可能我们能看到所谓的收入分配的U型的变化。当然,这样一个观点可能在美国并不适用,美国必须根据美国的数字进行计算。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看看会怎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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