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3月20-22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 “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中国如何通过继续与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推动国内和国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而且具有包容性的增长，是本届论 坛的中心议题。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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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搜狐-王玉玺/摄） |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是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博士。华盛顿的共识看来是又一次胁迫相关的国家进行所谓的汇率调整，尤其是解决全球的不平衡或者说不均衡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的施压，前几天克鲁格曼提出华人应该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调整向一个更加强硬的态度或者方向，我想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是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汇率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于这个汇率，我们应该以多边的角度来看而不是双边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国主要关注的方式是双边的。另外，汇率的调整，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汇率的调整，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美国的多边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会有其太大的作用。比如说纺织和服装，如果不从中国进口的话，可能会从孟加拉、巴基斯坦等等进口。因此，不会对于美国全球的贸易地位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对于美国的就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是人们的一些观点。事实上，由于这种双边汇率的调整，可能还会导致新的问题。比如中国其实是帮美国提供了这些资金，来为它的贸易赤字进行融资，如果中国调整了汇率，这种支持将会下降。
另外，有一些领域的问题，可能对于我们解决贸易赤字问题更加有帮助。其中一个就是双边的贸易赤字，美国的高科技的出口管制政策，它是限制了美国向中国出口高科技的产品的数量，其实，这是中国有需求的这一部分产品，美国人必须认识到，这些限制其实是并没有什么依据的，所谓的安全角度的考虑的这种依据并不充分。
另外，由于这个汇率的调整，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比如，有可能人民币汇率上升之后，中国农村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窘迫，当然对于他们如果购买进口货可能有利，因为可能进口货会变得更加便宜，总汇率的调整可能导致中国贫富分化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中国不愿意调整它的汇率。
我觉得我们应该增加汇率浮动的幅度或者区间。与此同时，对于资本收益率的征税应该说要进一步加强，这样的话，就尽可能地限制汇率的投机，包括资本收益。同时，要尽可能地限制所谓的那些规避资本管制的措施和行为。因此，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从CPI、通货膨胀转向其他的领域。因为，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可能是把大宗产品或者说通胀率管好了，但是资产泡沫却长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让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适度的上升，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合理的、适度的通货膨胀有什么坏处，这将使得我们能够实现真正的汇率的升值，真正意义上实际的升值，这可能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实现贸易上的平衡。
与此同时，在辅以减少资本流出的限制，包括养老金基金的投资等等。这方面限制的进一步减少，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贸易的稳定，帮助我们实现贸易的平衡。他们未必会带来我们可能会遇到的这些负面的后果，如果说我们是非常直截了当地提高我们的汇率，而不采取其他的相关的措施的话。因为一旦我们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汇率的话，那些投机者将会压更大的赌注，将会对贸易、对资本产生更大的不稳定的风险和因素。我们现在需要对他们这种投机行为征税。
30人集团主席；摩根大通国际董事 雅各布·弗兰科尔：我不希望再参与太多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因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刚才已经也说了。我已经说了，中国是合作伙伴，是一个巨人，我们应该拥抱它，和跟它讨论问题，而不是上课。第二，汇率这个问题不是公共场合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汇率讨论的问题应该在私底下进行的。第三，汇率问题是政策最后的结果，而不是政策的前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隆国强：边际消费递减，其实是有一个假设，假定其他所有的条件多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是考察你收入和你的消费倾向。但是实际上如果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收入不同阶层，是会变的。如果从时间上来看，你会发现，发达国家的总体消费率实际上比发展中国家高的，也就是说其他条件变化。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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