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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卢中原]:我们这一节有三位演讲人，第一位是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先生，去年他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了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举措，以及应对危机进一步冲击的应对措施，会议反响比较强烈。相信大家对他已经比较熟悉了，我不多介绍，下面请王军部长开始演讲。
[王军]: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与大家一起探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受谢旭人部长的委托我就中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后续的策略及有关问题向大家做扼要的介绍。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根据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政策的取向。2008年年中，在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税政策措施。十月份后，进一步明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2009年，在实施这一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重点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
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达到9243亿，重点用于农村民生工程、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保障性住房、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企业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汶川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等方面。这些投资直接增加了积极的需求，带动了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加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全面实施消费性增值税，消除重复征税的因素，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的投入，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进节能减排，对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实施原有的税费减免政策，上述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约5000亿元，促进了企业扩大投资，拉动了居民的消费。
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促进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粮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1274亿元，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提高城乡低保对象，企业退休人员和优抚对象等群体的补助水平。实施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及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通过上述措施，增加了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带动和引导了消费的增加。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保障重点支出的需求。支持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7253亿元，增长21.8%，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亿元，增长31.8%。
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大科技投入，中央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512亿元，增长30%，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完善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大力支持节能减排，稳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改革，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加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达到28621亿元，增长29.8%，较好地促进了区域的协调发展，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2009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统筹兼顾、重点突出。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政策组合，上下配合，远近结合，既扩大内需又稳定外需，既保增长又惠民生，既调结构又促改革，既统筹地区协调发展又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二是手段丰富，力度强大。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补贴等政策工具，并注重加强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各地财政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政策措施含金量高，结构性减税约5000亿元，中央政府新增公共投资5038亿元。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投资，增加的数额则更大。
三是注重节奏，强调持续。中国政府在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既坚定地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又十分关注财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一下子增加到7500亿元，全国财政赤字达到9500亿元，占赤字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3%以内。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这既确保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刺激力度，又是国力可以承受的，还为下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得到了较快扭转，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国内需求强劲增长。
表现在财政上，全国财政收入回升的趋势明显。2009年一季度下降8.3%，上半年下降2.4%，前三季度增长5.3%，全年增长11.7%，圆满完成了2009年财政收入的预算目标。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2010是世界各国继续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性的一年，也是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从国际上看，随着各国稳定金融和刺激经济增长政策效应的进一步显现，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式可能总体上要好于2009年。
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从国内看，中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但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很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的复杂。
基于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2010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2010年，我们要着力抓好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在巩固经济回升基础的同时，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点调控的优势，大力支持推进结构调整，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在中央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增长6.3%的情况下，安排30611亿元，增长7%。落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政策，提高财力薄弱地区，落实民生政策的保障能力。要进一步扩展经济发展的空间，增添经济发展的后劲，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科学技术支出1632亿元，增长8%。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重点行业企业科学发展，推动中国经济走上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环境保护支出1412亿元，增长22.7%，大力推进节能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建筑节能、新能源汽车等，全面推进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二是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切实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把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结合起来，将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引导消费对财政政策要加以完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加农民补贴、中央财政安排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支出1334.9亿元，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优抚对象等人员的抚恤和生活补贴标准。安排补助资金846亿元，努力扩大就业，支持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加大对就业困难家庭人员和零就业家庭的就业援助力度，健全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以及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消费。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
2010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9927亿元，比2008年预算增加5722亿元，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以及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等领域和欠发达地区。加上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的1040亿元和2009年新增的5038亿元，可以实现中央政府新增公共投资1.18万亿的计划。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巩固增值税转型以及成品油税费改革的成果，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且按7.5%征收车辆购置税，继续落实各项已定的税费减免政策。
三是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财力配置，集中财力办大事，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安排8077亿元，增长8.8%。其中保障性住房支出增长14.8%。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8183.4亿元，增长12.8%，并根据社会事业发展的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重在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同时，大力压缩公用经费等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
四是更加注重深化财税改革，切实增强财政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把深化改革与促进发展结合起来，不断深化财政体制、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推进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基本的财力保障。
改革资源税制度，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进一步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和教育附加税制度，公平税费负担，完善增值税、消费税和房产税制度，使税收制度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制度改革，大力支持其他重点领域的改革。同时，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注重运用财政资金和政策引导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绩效。把加强财政调控、深化财税改革与加强财政管理结合起来，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及财政职能作用的更好发挥，牢固树立现代财政管理观念，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促进财政持续、健康发展，密切跟踪政策的实施情况，加强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督、分析，及时完善相关的措施，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强财政风险的意识，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完善债务和融资管理制度，努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财政风险，加强基层管理工作和基层财政建设，积极推进预算公开，建立健全规范的预算公开机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王军]:谢谢大家。
[主持人卢中原]:谢谢王军部长的发言。下面请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先生发言。黑田先生是多次参加我们论坛的国际组织的主要官员。大家欢迎。 [11:45]
[黑田东彦]:尊贵的嘉宾们，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再次来参加这个非常高级别的论坛，和大家一起讨论金融危机以及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是如何发展的。
从2009年，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亮眼，而且已经超过了一些预计，比如中国去年的GDP达到了8.7%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另外由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和金融的刺激政策，所以有力地拉动了公共投资，也拉动了消费，从而抵消了全球金融危机对出口产生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非常惨痛的教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也是看到了新的机遇，能够推进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改革。
中国经济迅速复苏带来的这样一种稳定局面无疑将会帮助中国政府进行或者继续更必要的改革，但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在中国保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通过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各项重大的改革措施，都应该着眼于将目前这种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同时还要进一步强化金融行业，促进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同时，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 [
此外，也要促进创新，促进教育。所以，在这方面，应该加大资金的投入，加强教育、加强培训和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我想经济结构调整将会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代价。中国文件的财政状况也为中国政府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结合我们这次的话题，也请大家聆听一下我在三项改革方面的建议，因为我认为这个改革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共享性、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格局。首先，我们要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做出一个调整，中国长期都是以投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是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虽然对中国经济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外情况的变化让人们对这样一个模式产生了担忧，特别是对出口的依赖，经济发展在外部需求变得非常弱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在这一点上，我想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凸显了这样一种改革的需要，另外，对于投资出口和工业发展过度依赖也已经造成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失衡以及各种结构性的问题。
另外，由于过度投资和某些重点行业产能过剩，所以要素的生产率也在下降，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模式创造就业的数量非常有限，能力很有限，收入不平等和一些差距也在扩大，这些不平衡的加剧，要求中国能够调整它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或者说发展点。比如公共支出和个人消费，这就要求将某些企业的收入能够转移到居民和公共部门身上。
第二点，加强服务业的发展。尽管在未来几年里，制造业还会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服务业也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服务业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服务业的碳足迹也会小于制造业。
在发达经济国家中，服务业已经成为产出提高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国内组织和就业人数。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比如交通、运输、电信、物流、金融也是确保经济增长的一个先决条件。扩大服务业的规模能够有助于吸纳制造业和农业行业中剩余的劳动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能够消化每年进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力。
第三点，改革劳动力市场。要确保我们这个结构改革成功，必须要使这个劳动力的流动性提高，相应也必须出台一些政策，比如可以放宽户籍的限制，加快城市化进程。我认为这在接下来几年中会看到城市化成为推动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在教育、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投资方面进行投资也可以帮助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减少一些负面的作用。 [
这些措施也可以帮助居民减少预防性的储蓄，也可以帮助中国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将会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而且它可能会削弱经济竞争力，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导致经济发展放缓。在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比较低，所以老龄化更是一个非常重要、严重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这三方面的改革都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掉其他几个重要的问题。比如在中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基本社会服务的提供，需要进行财税体制的改革，需要缩小收入差距，避免社会投资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对于那些欠发达省份产生的一些影响。比如中西部地区。
另外，环境方面的问题也需要优先关注。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努力，但是，还需要更加坚决的一些行动。比如提高能效，加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管理。
女士们、先生们：中国强劲的经济复苏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使中国有能力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做出贡献。比如中国一直在支持向国际金融机构增加资本或者说注资，包括2009年，我们通过的对亚行的一个增资计划，另外还有，中国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0亿美元的债券。另外，中国为总计1200亿美元的清迈计划提供了大概380亿美元，中国还和东盟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区。以上的这些例子证明了中国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区域性的合作和一体化对亚洲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邻国的发展进行投资，中国可以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推动这个过程提供一个比较主导的作用。中国也承诺，将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更好地平衡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我想在这方面，亚行肯定会帮助中国一起合作，为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共享式，更加环保、更加有持续性和更加紧密的亚太地区而紧密合作。谢谢。
[主持人卢中原]:感谢黑田先生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三点改革建议，并且愿意加强亚行与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当中的进一步合作，都是非常有见地的，我们感谢他的这种良好愿望。这里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关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调整、经济增长来源的调整，我们也在认真反思，根据我的研究，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内需，而不是外需。尤其是2008年到2009年这两年，中国外需大幅度下降，因此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投资和消费，外需在这里面贡献为零，甚至为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进一步调整中国的内外需比例呢，我们当然进一步扩大内需，同时积极争取稳定外需，因为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各个方面，我们还是需要为国内几亿劳动者，特别是农民找饭碗，因此我们的稳定出口和扩大出口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感觉，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出口太粗放，就是出口的附加值过低，而不是过于依赖出口。这种研究，我也提出来供大家讨论。谢谢。
[主持人卢中原]:第三位发言的是国际货币基金副总裁约翰·列普斯基。
[约翰·列普斯基]:谢谢卢主任，谢谢大家。各位尊敬的嘉宾们，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能够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我曾经也见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他在不久的将来以后将会加入我们IMF任职。我们很高兴能够有他加入我们，也很期待他尽快就职，能够更好地发挥他的一些才智和能力。
我想全球危机对于产出以及对于就业都是带来了非常惨痛的代价，目前，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复苏已经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希望的、非常乐观的信号，比如说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出现了很活跃的经济活动。我们根据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这样一个预测，我们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大概会在4%左右，2011年，可能这个速度会增加。这个复苏也反映了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在我今天的讲话中，我会讲三个主要的在财政政策方面的挑战。
第一，确保我们的经济复苏能够更加稳固。第二，能够减少目前比较高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也是在很多国家目前由于危机而导致出现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挑战，在发达经济体中更加紧迫。第三，我们必须确保能够有一个比较平衡的全球性的储蓄模式，使这个经济复苏更加有稳固性。
我首先讲一下财政政策在这个危机中的作用。我想，我们在财政政策中都有自动稳定的机制，大家自动调整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但是目前这样一个机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在2019年到2011年过程中，我们看到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这也反映了由于经济活动减弱，所以某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减少了。
其次，自主的一些行动也是可以支持总需求的。在2008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IMF的总裁就已经呼吁要加大自主的财政支出，大概达到全球GDP的2%，他也强调了这样一个自主的刺激政策，对于那些有能力的国家来说，有政策空间能力的国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目前基本上出台的刺激政策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规模。
刚才讲到了自动调节机制和自主的刺激政策，合在一起也是为我们全球经济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今年也会如此，我们预计，大概刺激政策中80%都会是临时性的，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接下来会慢慢地减少或者撤出我们的一些刺激做法。
大家都知道，我们经济增长主要这次还是来自于亚洲，而且这次由于亚洲的支持，我们的复苏来得更加强势，比其他地区要好很多。我想，全球的政策制定者要采取非常紧迫的行动。比如包括很快的出台一些比较大的，而且很可靠的财政刺激政策，对于这个地区的复苏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想，在危机过程中，发达经济体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会从原来2007年底75%的水平增长到2014年底的110%的水平，而且这已经是考虑了在接下来几年中有一些国家会慢慢撤出他们的经济刺激政策。确实，我们也预计，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里面，除了加拿大和德国之外，他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到2014年底的时候会超过100%。
实际上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平均债务占GDP的比例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是超过了1950年当时最高的水平，就是二战结束后的水平。另外，政府支出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比如养老体系和医疗体系这方面，我们还是需要进行进一步地投资。目前这个形势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在2009年到2010年之间，我想，这些经济体会增加他们的公共支出，所以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会上升，在这方面是有一些风险的。
我们的预测是财政方面的收紧可能会发生，而且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复苏。我之前也提到，在发达经济体，我们预计它的政府支出或者说债务的数量会上升，实际上，在自主的财政刺激方案中，这些措施只是占了我们债务增加量的大概十分之一的水平，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退出这些刺激政策的同时，我想我们应该能够把债务和赤字的水平回升到一个比较审慎的水平。 [
因此要处理这样一个财政上的可持续性是一个短期的重中之重。有几个国家，实际上我们看到了有很大的债务和赤字水平，他们已经出现了一些主权债务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广泛的溢出效益，就中期来看，更大的公共债务的水平可能在实际增长的速度方面会产生影响，会带来更高的利率。
在危机之后的更高的利率可能会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每年的增长率降低0.5个百分点。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实现我们所需的财政调整呢？一方面，通胀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通胀方面有一个小幅上涨，只能对一定债务的负担产生一定限度的作用，但是如果通胀速度过快，会带来主要的经济成本，也会对经济主要扩张带来风险。因此我们相对需要一个强劲的持续的增长，同时还需要对支出进行合适的控制，这样才能够在降低债务水平方面带来一个显著的贡献。 [
增长促进型的改革，包括对于货物和劳动力市场的自动化以及对于债务扭曲的消除应当进行积极的工作，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看到，在改革和增长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采取一些直接的措施改善我们的基本财政支出和收入盈余。
当然，IMF并不是提出一个建议，只是衡量一下潜在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努力是多少，如果我们需要把现在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大概债务对GDP60%的比例的话，到2030年，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将我们基本的财政支出盈余由现在大概占赤字的4%上升到2020年的4%的财政盈余。接下来的2020到2030年的十年之内还要保持这样一个盈余，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需要不仅仅改善税收方面的工作，同时进一步考虑到包括医疗其他福利方面进一步加大支出的不得不做的必要性。
所以，仅仅是单纯解决那些自主性的反危机的刺激措施，只能大概每年让GDP增加0.5%的动力。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做的进展当中绝大部分还必须通过养老和医疗支付方面的改革以及对于其他主要支出方面的一些控制，以及税收增加的措施来实现。尤其是通过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措施的实施来实现。
在财政紧缩政策的时机选择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它也取决于每一个国家具体的情况，尤其取悦于每个国家具体恢复的步骤和状况。最大的发达经济体，2020年仍然有必要保持这样一个财政刺激政策，但是财政的整合这样一个收紧政策，2011年就要开始了，如果我们需要相关的恢复，能够按照预计的步调继续走下去的话，现在需要那些财政调整的国家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应当向我们的国民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为什么需要回到过去那种审慎的政策，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健康。
第二点，要进一步加强财政体系和制度建设，这样可以进一步地稳定未来财政政策的走向，同时也能够承受更多调整带来的疲劳感，同时也可以提供一个可以预见的调整努力的框架，当然这可以保证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强化财政责任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加强支出管理体系，同时改善税收管理，还有一些福利方面的改革，保证提高退休的年龄，也会带来非常有益的长期的财政方面的收效，但是在短期来看，对整体需求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每个国家制定这些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比如，在几周之前，中国在2010年的预算案当中宣布今年维持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同时也会进一步控制贷款的快速增长，除此以外，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也正在进行改变，更多地从基础设施转向促进人力资本和消费方面的投资，这还包括对于教育、健康、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结构方面的改善，还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最后增长，同时也能够直接地向消费提供支持，减少人们所谓预防性储蓄的需要。
比如最近一个IMF的调查发现，如果中国在公共支出方面相当于GDP1%的增加的话，用它投入到健康、教育或者养老方面，可以带来中国人均家庭消费每年GDP1%的永久性的增长，当然我们还需要看看中国税收结构，把劳动力的税收转向财产和资本税方面的改革。
财政方面的整合在美国也是有必要的。因为美国需要一个更高的公共储蓄的水平，来保证未来长期的财政的稳健性，这样一个公共储蓄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地增强家庭私人储蓄的增长预期，同时，让整个国民收入增加，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的赤字，对于那些新兴经济体来说，可能正好相反，它需要进一步扩大它的社会保障网方面的支出，减少家庭储蓄过多的情况，提高消费。而对于那些石油生产国来说，如果油价上升，也会提高他们的消费和需求的能力。
在欧洲和日本，达到财政可持续性的目标，同时恢复增长的双重目标，需要我们去进行一种促进增长性的变革，包括在财政领域的改革。因为在这些国家，对于劳动性的税收负担已经很重了，主要的调整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减少间接税的减免力度等等。而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把他们的财政收支状况变得更加平衡，来减少未来的不稳定性，保持他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实际上在最近20国集团匹斯堡峰会上，各国领导已经承诺采取政策，进一步推动一个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和平衡的增长。同时他们还同意去实施一个创新性的共同评估的程序。为了朝这个目标迈进的进步进行有效的评估，实际上在来北京之前，我刚刚参加了一个准备会，主要是为2010年的20国集团的多伦哥峰会做准备的，现在20国集团框架准备进程也是今年两个未来的20国峰会的领导人讨论的主要关注焦点。我们的领导人就能够看一看他们广泛的政策的框架的设计，来看一看财政措施以及其他的措施方面如何保持一致性。这需要技术方面和政策方面双重的努力。
作为总结，世界经济现在已经取得了2008年、2009年大衰退之后很好的恢复的进展，但是我们同时看到，未来也会有主要的挑战依然存在。有了这样一个坚定的决心和国际合作，我也坚信这些挑战可以得到我们的克服。非常感谢各位的倾听。谢谢。
[主持人卢中原]:感谢约翰·列普斯基先生演讲。他在演讲当中，我有两个比较深刻的感觉，一个他说财政刺激政策不仅要短期的刺激经济，更要关注未来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对中国用财政政策刺激养老保险、教育等消费，来拉动GDP增长这样一些建议，我认为都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并且也感谢他热情的欢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感谢。
下面我们开始这一轮的提问。下面请马丁·菲尔德斯坦先生作评论，他是财政方面的专家，也是多年参加我们论坛的老朋友了。
[马丁·菲尔德斯坦]:非常感谢，就像以前一样，我也非常高兴，非常有意思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有两个评论，也有两个问题问部长。 [
首先，未来一年我们的政策，去年这个会上，我们的演讲人告诉我们中国会坚持财政和信用政策刺激的增长路径，中国确实取得了成功，中国增长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势头，比其他国家高很多，但是现在中国也看到了通胀上升的迹象，工厂的出厂产品的价格最近也出现了比如5%的势头，我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情况来控制或者减少通胀的压力。第二个评论和问题是关于更长期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可能能够对短期起到帮助的作用。
王部长，您和其他演讲人一道，也强调了提高普通工人和普通劳动者以及退休人员以及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性。您也谈到了一个计划，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提高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地刺激国家的国内消费。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当的一个做法。中国的养老保险计划，现在也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很明显的是，它还要过很多年来实现它计划中的这样一个转变，来进行结构上的调整，达到它的福利的覆盖面，这在之前，可能老年人也有老年贫困的问题会继续存在。
考虑到未来几年要进行的大规模的人民币的转移支付的项目，对我来说，我对这些数字也是印象深刻的。但是我也不断地告诉自己，中国的人口是超过10亿的。比如几十亿的转移支付，大概平均每个人也分不到太多的钱，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说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中国现在国民储蓄率这么高，国有企业的留存收益也很高，我想中国可以做更大数额的转移支付，为什么不进行更大的，比如每年进行占到GDP3%的未来五年的转移支付呢？这样迅速地提高家庭收入还有低收入的劳动者、农村家庭和退休人员的工资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谢谢。
[王军]:谢谢你提的非常好的两个问题。我首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走向问题。今年我们在这个论坛上谈这个问题，比去年这个时间来谈积极的财政政策轻松得多，因为不仅我们的室外是春光明媚，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逐渐地趋好。所以，我们的心情会轻松许多。
关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走向问题，我们的总理在3月14号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时候，已经作了非常深刻的全面的阐述。我想谈一下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第一，对当前整个形势的判断。我们觉得用一个“好”三个“不”概括当前形势的复杂性或者叫极其复杂性。一个“好”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三个“不”或者四个“不”，第一个“不”叫做回升向好的势头还不够巩固；第二个“不”，当今世界经济方面的新问题还不断地出现，比如主权债、贸易保护主义、汇率等等。第三个“不”，在国际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协调这么一个形势下，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就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决定或者是改变自己的经济政策。第四个“不”就是世界仍然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第二，刺激政策的退出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上山难，下山更难”。如果我们把刺激政策的角色比作上山的话，把退出政策的角色比作下山，我想退出比决定当时刺激还要难一些。为什么呢？这是由于退出政策自身的规律性所决定的。我能不能用这么一种表述来阐述它的规律性？刺激政策的决定是一个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而退出政策的抉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至少不会像我们国家八九月份的钱塘江江潮一样轰然而来、悄然而去，它是一个渐进、温和的发展过程。
另外一方面，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技巧需要处理。比如是先退出财政政策，还是先退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货币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同时需要财政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和配合。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而且需要艺术化的来操作。
尤其是我还想强调一点，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在我们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所取得成就，或者明显成效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共同应对的问题，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或者是转向，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且要考虑国际间的协同。
对国际间的协同，我是这样看的，要协同，协同很重要，这是一。二，协同很艰难。尽管艰难，还是要积极地去协同。三，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最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决定。当今世界非常非常的复杂，有的国家还在准备加大刺激政策的执行力度，有的国家已经开始退出或者是部分退出自己的刺激政策，所以，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它的政策怎么样退出。
四，刺激政策的退出总体上目前不宜轻言退出，但是应该积极地共同研究退出战略问题。五，我相信中国刺激政策的退出一定会平稳着陆。我们常用一个词叫软着陆。
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如果把我们的经济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的话，1993年以前的14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有3个特点：一，有实无名，不叫财政政策，但是实际上实施了财政政策。二，两极运作，要么积极，要么紧缩。三，变动频繁，14年至少有7次之多。
后17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财政政策来讲一共实施了四次，它也有三个特点：一，有实有名，二，趋缓趋圆运动，或者趋中运动，增加了中性的财政政策，或者向中性回归。三，应对自如。这是31年来中国财政政策基本的一个走向。
这个走向说明了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娴熟地驾驭经济走势。所以我坚信，我们这次政策的退出一定会根据世界和中国的情况择机决策，而且会平稳退出，实现软着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您谈到为什么不能够有更多的人民币来转移支付。我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达到了30600亿，增长7%，是在什么情况下呢？是在我们去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这是一。二，是在中央本级的支出减少5%的情况下增加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三，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央和地方在收入上的比例分配大体上是这样的（几年来的平均）：如果说100块钱为单位，中央收53块钱左右，地方收47块钱左右，中央支23块钱左右，地方支77块钱左右，而且中央本级支出的比重，十多年来在持续地下降，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比重在持续地上升。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地改进转移支付的制度和办法，不断地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让各地区更加均衡、协调的发展，让老百姓能够更多地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谢谢您的提问。
[主持人卢中原]:感谢王军部长的回答和各位今天上午的认真听讲、参与、评论。我们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先生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迅速转入下一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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