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克鲁格曼的人民币谬论

　　保罗•克鲁格曼曾经是我最尊敬的国际经济学家之一，他对国际贸易研究的杰出贡献令他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惜的是，对于某些具体的国际经济政策问题，他的理解往往不是过于天真、便是近乎偏执。如果奥巴马政府真的采纳他最近的一些政策建议，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即使不陷入新一轮的衰退，也可能遭遇极为严峻的困难。

　　在2010年，克鲁格曼突然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表现出十分热切的兴趣。早在2010年1月1日，在那篇题为“中国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的文章中，克鲁格曼宣称，由于人民币被低估，美国损失了14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他支持针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3月11日，在另一篇题为“中国的绝笔”（China’s Swan Song）的文章中，克鲁格曼则建议美国财政部公开指控中国操纵汇率。3月12日，在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个会议上，他甚至表示，如果中国取消管制人民币汇率并消除贸易顺差，那么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会比现在高出1.5个百分点。

　　这样的言论在美国政界十分常见。不过，克鲁格曼说出这样的话，确实令人意外。他所随意引用的那些数据，显然缺乏严谨的研究支持。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权威，克鲁格曼的言论很可能被政客们看作支持贸易保护的有力论据。对于这样缺乏理性的讨论，许多经济学家深感失望，其中也包括他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

　　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克鲁格曼关于人民币可能被低估了的观点。但是人民币汇率偏差的程度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比如，威斯康辛大学的门兹亚•辛（Menzie Chinn）和他的合作者们利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曾经发现低估的程度大致在40%左右；但是，在世界银行于2007年年底将中国以购买力评价的GDP向下调整了40%以后，这种所谓的低估已经完全消失了。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则认为，在2008年底人民币可能只被低估了12%到16%。我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姚洋和他的合作者发现，人民币汇率偏差的程度可能要更小一些。

　　因此，人民币汇率应该增加灵活性、适当升值，这在大多数中美经济学家之间是有共识的。作为一个强劲的经济大国，继续将货币盯住前景暗淡的美元，长期来看是不明智的。这种做法不仅严重制约了中国货币政策自由度，同时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经济结构失衡。另外也可能给国际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调整带来困难。

　　人民币汇率无疑是造成中国庞大的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原因，但它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将中国近期加剧的外部失衡归因于一系列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红利和产业迁移等。我自己的研究也着重考察了国内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重要性，当然，这些扭曲多数是改革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产物。

　　为了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应该同心协力进行全面改革。这些措施不仅应该关注汇率制度，更应该重点推进各国内部的结构性改革。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孤立出来不但可能效果有限，而且还可能起到反作用。在2005年中到2008年中这段时期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了22%，而实际有效汇率则升了16%；但同期中国的外部失衡却进一步快速扩大。显然经常项目顺差并非仅仅是汇率问题那么简单。

　　其实远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大量失去制造业的就业机会，这实际上是由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成本和比较优势决定的。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大幅增加发生在2004年以后，但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从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激增。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需要中美双方紧密合作，这一点并没有异议。但是指责中国的顺差导致了美国更早时期已经出现的赤字，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常识。

　　那么，如果奥巴马政府采纳了克鲁格曼的建议到底会发生什么呢？首先，这会推迟而不是加速中国的汇率政策改革。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很清楚地表明，现行人民币与美元的“软挂钩”只不过是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暂时性反应，而且这样的暂时性做法即将终止。这表明中国官方正在寻求一个合适的时机退出“软挂钩”的机制。并且我认为退出随时都可能发生。

　　但是，寻求合适的时机并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上的政策博弈就好似是“囚徒困境”。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和美国的政客一样，中国的领导人也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压力。如果中方领导人因美方的压力而让步，这有可能影响国内民众对他们的支持。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双方增强对话，美国起码在表面上保持冷静和理性的立场，中国则可能更快的改革前行。这也正是2005年7月中国汇改之前所发生的情形。

　　但是，现在“囚徒困境”的矛盾出来了。美国的政客并不愿意保持沉默。即使中国决定实施汇率政策改革，如果他们不制造噪音，他们或许就无法在政治上得分。他们口中所谓的百姓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其实不过是幌子。实际上，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政客暗地里并不希望中国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清楚，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已经失去的那些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也不可能再回到美国来。那样的话，他们将不得不为两位数的失业率寻求新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如果面对强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可能不会愿意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以免让国内老百姓觉得政府过于软弱。这也就是为什么克鲁格曼介入这场争论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原因。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事情真如克鲁格曼所愿时的场景：美国财政部公开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如果这些真的发生了，我觉得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是，中国将继续坚持现有的汇率制度，并且对美采取报复性的贸易制裁。这会减少中美双方的贸易，但最重要的是会在全球范围严重挫伤投资者的信心。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战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可不是一件小事。由于经济未来变得更加的不确定，投资者很可能会缩小其投资计划，而消费者也不得不减少其开支。

　　另一个可能性相对较小的情形是，中国被迫让人民币急剧大幅升值，比如说升值40%。这样猛烈的汇率调整自然会给中国企业造成严重的困难。这时，我们也可能看到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结果是中国企业由于突然丧失竞争力，无法继续出口。但中国产品退出美国市场所留下的空缺很可能很快被越南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的产品代替，美国的公司不可能与这些低成本国家竞争。所以中国的退出不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但是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更高。

　　由于出口占到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一，出口崩溃将会给中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就像2008年下半年所发生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急剧减速。这对全球经济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目前还在复苏的道路上挣扎，而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的突然疲软将会在全球范围内释放利空信息，进一步挫伤投资者的信心。

　　第二种可能的结果是，中国仍然保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只不过企业利润更少但产品价格更高。这将会显著推高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迫使美联储立即采取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的情况下，这两个步骤都将损伤美国的复苏势头。无论是哪种结果，中美双方可能遭遇到的这些困难，都将给全球投资者的信心造成负面的影响。

　　这样看来，如果中国真的如克鲁格曼要求的那样令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全球经济的增长不仅不会比现在高出1.5个百分点，反而可能比现在下降1.5个百分点。当然这个损失数字也可能被高估，但贸易保护主义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伤害却是确定无疑的。这样看来，如果克鲁格曼花更多的时间在诺贝尔奖褒奖他的研究领域从事学术研究的话，也许对世界经济来说将是一件大好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刊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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