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暴涨根不在地方政府和央企

　　日前，新华社就房价暴涨连发六条评论，引发关注。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在寻找暴涨的根由，“刚性需求”、“土地财政”、“央企地王”等轮番上阵，已经不是新鲜话题。

　　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单方面分析房地产市场，似乎都无法彻底解释和解决问题。就“央企地王”而言，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仅靠央企一方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土地财政”如果没有大量资金配合，也无法成为现实。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房价暴涨的质疑止步于对地方政府 （包括央企）的指责。似乎房价暴涨的根子就在地方政府，似乎只要地方政府不再高价卖地，则房价就将应声而落、皆大欢喜了。

　　但是，“土地财政”何以成型？地方政府何以总有冲动通过推高房价来拉高GDP数字？继续追问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地方政府和央企二者均具有“任期制”和“政绩考核制”的双重特质。这从根本上推动地方政府和央企主官在有限的任期内以最快速度完成足够靓丽的政绩。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想到比房地产更有效、更快捷的渠道吗？

　　那么，“任期制”和“政绩考核制”是地方政府和央企自设的吗？自下而上追索，根子在中央政府。仅就直观而言，央企资金过剩来源于4万亿刺激计划形成的天量信贷。“土地财政”则源于分税制后大部分地方收入上缴中央，而以房地产拉动GDP增长则是地方应付中央考核的较佳选择。

　　当中央将上收的财政资金大规模投放于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这些活动所在地城市正是房价领涨地区）的时候，对于保障性住房等公益事业的投入却再次被分解到地方。于是，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带动经济的逻辑便不言自明。

　　在此背景下，将房价暴涨的责任尽数推给地方政府的 “土地财政”或者“腐败”，是不是也有欠公允呢？无论央企、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都是当前经济系统的一分子。在这个以中央政府为中心并据此配置资源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系统内，央企、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都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正是依靠这个系统，我们取得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还看似完美地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然而，当我们对这个系统形成越来越深的路径依赖时，其弊端也在不断暴涨的房价面前暴露无遗。

　　就房价而言，其首要危害是垄断。权力的集中必然要求资源的集中，从古时“盐铁专卖”起，垄断就一直是集权经济的主动追求。当前的情况是，垄断成性的央企正在向最初主要由民资发掘的房地产市场高调挺进。而地方政府一直以来对于土地的掌控，则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垄断。

　　当地方政府和央企分别依靠垄断地位，在房地产市场联合起来的时候，房价便暴涨到了连许多民营开发商都心惊胆战的地步。事实上，民众早就被日益高涨的房价所挟持，一路追涨，形似恐慌。人们将“暴利”的指责抛向开发商，但开发商却大呼冤枉。据全国工商联相关统计，地产项目总费用支出中近半以土地成本和总税收的方式流向了政府。

　　高额征税恰恰是迅速聚拢资源的最有效方式，与此相似的是对利率的控制。民众之所以敢押赌房地产，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长期低利率。当存款利息赶不上CPI上涨的步伐，投资固定资产当然就是一个次优的选择。更何况，已经有无数个“百万富翁”在房价暴涨过程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诞生。

　　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在比金融危机简单得多的房地产市场，威力大到几乎无所不能的宏观调控却一次又一次变成了“空调”？在我们自认为解决了一个危机的同时，会不会已经为下一个更严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种子？

　　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前房价暴涨的根源在于一个系统性的扭曲，而不可能是单纯任何某一方造成的。在这个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经济系统中，土地市场、资金市场甚至利率市场等被垄断，而通过宏观调控大开大合地干预经济越来越成为习惯。每当此时，市场的作用就实际上被一再限制，压缩到一个逼仄的角落。这时候，各种资源的错配便不可避免，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就难免出现泡沫。这种资源错配的程度、泡沫的大小则与经济的垄断程度成正比。

　　从根本上讲，我国房价必然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上升，但这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暴涨无疑将透支未来。要彻底解决暴涨问题，最终还是要让市场回归本位。就此而言，决策层恐怕还需要一些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