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崔对话：“第三财政”与“人民的公租房”

　　自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成立7年来，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由1700亿元增长至目前的9143亿元，年均增长73%，规模由全国第19位升至第4位。同期，中央企业和上海、四川国有企业年均增长分别为25%、7%、8%。

　　与资产总额快速增长同步，资产质量、布局结构和企业的组织结构、盈利能力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重庆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介绍，重庆国资几年来发生的变化包括：

　　净资产增长6.5倍，从376亿元增长至2448亿元。资产负债率由80%多下降至60%左右。

　　改变了工商产业布局80%以上国有资产的状况，形成了基础设施、工商产业、地方金融4：3：3布局国有资产的新结构。

　　集团户均资产达到269亿元，是六年前的6倍。资产百亿集团达22户，六年前只有2户；年销售百亿集团达7户，六年前没有。

　　去年实现经营利润98亿元，加上投资集团上缴财政的103亿元土地增值利润，利润总额为201亿元，是六年前的25倍。除粮食集团因政策性亏损外，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已全部实现盈利。

　　“从‘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角度看，重庆经验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性的内涵，我认为对全国是有普遍的参考意义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如此评价。

　　本报就重庆市国有企业和国资经营改革经验约访了重庆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

　　“重庆模式进行时”

    《21世纪》：崔坚主任，这些年，重庆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资产经营是如何改革的？

　　崔坚：通过近年来的探索，重庆国有经济已逐步走出了一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庆特色之路，社会各界广称为“重庆模式”。具体来说有如下4个方面：

　　一是通过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的运作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的建立，弥补了政府财政体制缺陷，使我市区别其他省市拥有了“第三财政”。

　　二是以国有企业为表达载体，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市场调控，改变了政府对市场以行政、法律方式的被动式调控，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又提高了调控效率。如，城投公司、地产集团通过土地储备，推动形成了我市房地产商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的新格局，有效调控了我市房价。

　　三是以国有企业为桥梁，连接公有制与市场、政府与市场，成为政府培育市场、规范市场、发展市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第三力量”。如，在市场信号一时缺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我们通过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的率先进入，激活市场，并带动了其他资本进入，发挥了市场培育、试验带动的功能。

　　四是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推动，改变了政府单纯依靠财力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市场放大了财力支撑。如，正是有了国有投资集团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上的贡献，为我市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腾出了财力空间。正因如此，我市财政在西部较弱，但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比其他省市更为充分。在全国31个省市中，我市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率先超过4%的基本要求。

　　《21世纪》：崔之元教授多次来重庆调研，你如何看待重庆国资的发展壮大？好像一些人担心重庆国企是否会“与民争利”？

　　崔之元：最近几个月，我初步探讨了“重庆模式进行时”，它的第一个方面是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最近的山西小煤窑国有化改制，争论很激烈，大家担心“国进民退”。但重庆经验恰恰表明，不是“国进必然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

　　《21世纪》：详细说说“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运行机制？

　　崔之元：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来看重庆“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运行机制。

　　2000年时，中央允许西部12省市对所有工业企业，凡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税。

　　在2008年1月1日以前，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国统一是33%，之后降低为25%。西部其他省份一开始也执行了15%的优惠税率，但不少省两三年后发现，由于税率太低，地方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会职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动放弃了中央优惠政策，继续执行33%的企业所得税率。而只有重庆将此优惠政策坚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税率。

　　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期是到2012年，重庆现在呼吁中央将这条优惠政策延续到2020年。

　　形成“第三财政”

   《21世纪》：以15%作为工业企业普适所得税率的意义何在呢？

　　崔之元：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如果所得税率是33%，那么企业最终所得（平均利润率）只是6.7%，银行存款利率可达5%左右，所以搞工业企业实际上比银行存款稍微好一点，但需要承担风险。

　　为什么重庆政府敢于长期坚持15%工业企业所得税率？原因正是崔坚主任刚才提到的，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大幅增值，使得政府的财政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民营企业的高税收。对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认为重庆由于国资增值，形成了“第三财政”。

　　而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财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税收，我国最主要的税种是17%的增值税，当然也包括所得税等。第二财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设基金。第三财政收入指的是国资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形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投资有利可图，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机制。

　　还有就是重庆藏富于民的一大措施是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认为房价太高。其中一个批评是认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使地价推动房价高得不可思议。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藏富于民的关键举措之一。

　　《21世纪》：过去几年中，重庆国资增值得到了社会关注，但有人认为重庆的国资增值也只是靠土地的财政。你怎么看呢？

　　崔之元：我认为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重庆市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全面增值，使得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并不依赖于在某个项目中一定要卖出高价。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必须严格控制国有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具体做法是，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六分之一，中低档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五分之一，高级商品房地价不得高于房价的三分之一。因此重庆的房价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城市的房价。

　　崔坚：实际上，重庆在全国率先大建“公租房”。今年第一批1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将由四大国有集团着力推进。这四家国有集团是重庆市地产集团、建工集团、城投集团和一家国有大型建筑企业，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完成土地准备、资金筹措、建设等任务。

　　这些国企不仅不“炒地皮”，而且不收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以低价格出租。公租房收取的房租和物管费仅够付银行利息，而国有集团投入的建设本金，将由这几家公司用10年左右的时间“内部消化”——用企业利润冲抵建设资金投入的欠账。

　　国企“啄木鸟”

    《21世纪》：重庆渝富公司在重庆国资中的地位是什么？

　　崔坚：重庆国企有一个类似中央汇金的公司——渝富公司，他有４００亿元资产。

　　渝富成立五年来，已经累计为企业处置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３００亿元。目前重庆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很低，和渝富的运作关系密切。

　　渝富还为企业破产、搬迁提供资金周转。比如：重钢要搬迁，启动就需要１００亿元，重钢哪里有这笔现钱？这就需要一个杠杆，渝富就充当了这个杠杆。

　　渝富还参与资产重组、企业重组、银行重组、证券公司重组、国有集团股权重组，成为一批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在此过程中，帮助各类国有企业解决了问题，渝富自身也得到了发展。用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渝富相当于重庆各个国有企业的“啄木鸟”，专门把树上的虫子、问题解决掉。

　　崔之元：我个人认为，国务院国资委宣布的要在今年上半年挂牌成立的“中投2号”—国新公司，实际上要发挥和重庆渝富公司同样的“啄木鸟”作用。李荣融主任曾专门调研渝富公司，对重庆国资经验予以肯定。

　　《21世纪》：崔教授如何看待重庆经验的理论意义？

　　崔之元：重庆国资经验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不谋而合。

　　米德最深刻的洞见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重庆正在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由于重庆的“国资增值”，能够给政府提供“第三财政”（一般税收和基金之外），因此重庆国资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

　　2002年，重庆财政收入157亿元，政府债务余额450亿元；2008年，财政收入870亿元，债务余额还是450亿元，考虑到物价上涨和利息因素影响，政府债务余额为负增长。

　　同时，重庆投入近2000亿元进行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城乡面貌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被媒体称为“3个月换一版地图的城市”。 从“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角度看，重庆经验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性的内涵，我认为对全国是有普遍的参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