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单元圆桌对话：城镇化发展

　　搜狐财经讯 4月16-18日，“2010中经求是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本届论坛以“创新与转型”为主题，国家领导、部委官员、产业经济专家、地方政府汇聚一堂热烈探讨了中国后危机时代的绿色经济发展，以下是搜狐财经的独家报道：

　　主持人王宪磊：这是第五单元圆桌对话，在对话之前，回想一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这个道路上，城镇化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亮点，我们看一下在一线的这些领导，这个城镇化建设，从他们切身的感受和研究过程当中，在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脚步声。

　　第一位是新津县县委常委。

　　第二位邱爱军。

　　第三贵州市

　　第四马博士。

　　第五陈博士。

　　新津县发展过程当中，对于地方城镇化带动地方发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新津县县委常委：感谢组委会给我们机会，跟各位专家领导交流，新津我们在座有一些专家去过，大家对于城镇化的一些高见，新津这几年在城镇化的道路上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对于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一些工作，城镇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特别是我们从基层来的，更感觉它的正确性，因为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要留在当地，把农民外出务工那是不得以而为之的问题，新津主要做的依托县城，重点发展重点城镇，然后建设新兴社区，通过三个环节推进城镇化，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成都试验区的政策，那么新津主要是通过土地整理来解决问题，还有一些政策来推进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主要是对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产业政策，这是城镇化的关键，把农民集中以后，要解决它的生存，生活方式的问题，第三就是要公共服务，城镇化的问题，新津这三年，医疗、卫生，我们有很漂亮的幼儿园，我们有标准化的学校，有很好的医院，农民的幸福指数都很高，当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当中，专家也说得好，除了物的加大以外，还有人的素质问题，所以我们发展农村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是精神文明建设，这个要同步推进，缺一不可，这样才真正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当然在实践当中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专家们说，要加大对于城镇化的投入的问题，怎么样加大现在农业的政策问题，我们有第一代农民，现在农业第一代农民在农村，第二代第三代已经进城了，现在我们新津的劳动力就是就地全部消化，还要吸引外地的劳动力，在现代农业方面，国家加大政策扶持，第三个，在人才方面。我们农民兄弟文化素质也不高，受教育的程度时间也有限，所以希望国家在这个方面加大对于人才支撑的力度，这样我想，我们城镇化一定会走得又好又快，谢谢大家。

　　王宪磊：下面对于邱主任做了精彩的演讲，邱主任对于地方领导在城镇化这方面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邱爱军：我们中心在全国也有278个发展改革试点，在试点工作当中，我们也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刚才县长谈的很好，这些地方首先他怎么样规划，他刚才说到分三个步骤，就是县城，然后一些重点镇，再次就是新农村，就是社区，对整个你的县内的人口有了一个全覆盖，在试点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地方不仅是中西部，实际上即使在东部地区，重点镇不重点，因为在重点镇的确定上和这样那样的标准，选定这个重点，并不一定成为集聚经济，集聚产业，集聚人口的中心，所以注意的，究竟你选择什么镇作为重点镇这个是一个关键，第二个强调重点镇要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产业可能是适合本地的，但是你也要从更宽的范围，更大的范围看他的比较优势，你才能确定什么产业，在这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多的靠市场的行为，不是靠政府，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做一些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要发挥市场的力量，今年发改委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城镇化建设，这样的话比较好。

　　王宪磊：谢谢邱主任对于城镇化发展给了经验，下面请贺博士后演讲。

　　贺博士：谢谢组委会给我一个机会，我代表县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108万广大劳动人民，向在座的曾经支持和帮助过老七的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他处于贵州的西北部，有108万人口，350平方公里，然后来到这里，我充分感受到了，参加我们大会觉得来到北京以后，在整个西部的发展完全就是两回事了，现在西部的发展处于咱们就像今天早上说的一样，东部与西部，北部和南部的发展有很大的差距，发现这个差距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说想要认识它，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追赶他，这是作为一级政府，要做的。第二要目前来讲，我们三万我们有很多专家都说了，现在城镇，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是由3外向三内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作为一级政府，尤其作为一个县级政府，如何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到实处，这就是三个字，执行力。这个执行力如何真正的执行下去了，才能把老百姓的事办好，才能真正的为老百姓干好实事，第三我感觉我今天在大会当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学术、这是论坛，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只有百花齐放，只有五彩斑斓，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祖国的大家庭才能有发展，才能有进步，但是有一点，有一个红线不能突破，什么红线？共产党的领导不能突破，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人民政府，我们的广大人民才会不断的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才能不断的把我们经济家的认识或者经济学的观点真正的运用到基层，运用到老百姓手上，才能为老百姓真正的做好事，做实事，才能把马主任的研究能在我们基层当中能够得到实施，谢谢。

　　王宪磊：下面请马博士演讲，他在城镇化研究过程当中参加过不少国务院城镇化研究的工作。谈一下城镇化建设未来一段时间有什么新的观点？

　　马博士：这几天中国发展是一个很有意思，第一就是在这个金融危机过程当中，全世界眼红了，发现中国在高速的发展，第一季度的发展超过了11%，这是第一，所以刚才所有的问题，我想有的国家存在问题，这样容易让人崩溃，如果在高速增长过程当中有希望解决它，所以我属于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只是评价这件事情，第二最近在咱们青海发生的地震以后，西方一个媒体说了一句话，当你青海那个地方发生地震的时候，发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发现中国救援速度的时候，又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拉出来了，我谈城镇化的问题，做全球化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希望讲三个因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什么把城市化和居民消费作为着力点，只要进一个城市人口需要投入50万。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有两个原因，日元被美国压制，突然上升，无法承受，他城镇化已经到80%，中国在庞大的需求下，控制了他多元化的住房模式，导致了投机，只要有机会稳定住它，消化这个泡沫，说他泡沫，也可以作为一个问题，也不要杞人忧天，很多人预测过中国要崩溃，中国没有崩溃，中国在发展，这是中国的特色。第二，难道农民进了城他就能够生活得好吗？并不是这样，如果想一下，一方面两百多万的大学生就业不了，还有民工荒，这样产生了城市的产业，你没有好的城市的产业的发展，很难说稳得住，生产得幸福，你让人家进了城市，一年两个点，三个点，十个点，你进了以后没有工作也不行另外一个问题居民消费，咱们知道都想提工资，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工资不发？你问那些企业家，咱们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就是最低端，你十块钱只有一块钱留在中国，如果结了工资，企业家完蛋了。在这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一个根本的问题，产业升级有一个瓶颈突破不了，你的利润永远很低，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买什么什么贵，你盲目提高利润空间没有找到根本，这样怎么做，根据时间问题不想谈很多，我想，你把他们两个结合起来，怎么寻找，前几天去贵州转过一圈，实际上有很多就业机会，我到公园转了一圈，那么多小摊问题，一个摊两个人，几百个人就解决了，你超市很漂亮，但是根本买不起东西，无法消费，而且就业也屏蔽了，所以与城市发展理念有关系，要漂亮的城市，还是生活得幸福的城市，贵州和北京差距很大。贵州很漂亮。北京你兜里有钱，但是生活压力大。

　　5：我是07年底离开那个地方到清华大学，我现在关注它的城乡统筹一些改革的走向，我简单谈一下重庆的一些做法。重庆的做法可以概括两句话，一句是以农民工为突破口，不断让农民到城市，第二句话，应该是城市资源，不断促进城市资源下乡，然后扶持三农的发展，我现在第一句话，当时重庆确定城乡统筹的时候，不断的开始进行一些创新，比如说大提出以农民工为突破口，进行城乡统筹改革，为什么确定农民工为突破口，因为农民工是连接城乡的一个纽带，并且城乡统筹有了抓手了，就是以这种农民工为突破口了。比如说要把农民工从农村转到城市，解决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了以后，可以再考虑解决它的问题，之后就是社会保障，以及它的户口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后来在工作当中发现，有大量的人抓不出去，像没有劳动技能的人转不进去的，所以重庆提出四工下乡，什么叫做四工下乡，比如说像雇工投资下乡，雇工服务，第四是人才要向农村流动，所以这是四工下乡，现在特别是近期市委市政府提出一个口号，农民工万元增收计划，和实现年收入达到一万元，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的举措，就是共产党三同三进，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年是抽出一个月时间，和农民最贫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王宪磊：确定了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怎么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这个对于我们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在复苏过程当中，第二在城镇化的发展，在国家宏观发展绘制了一个蓝图，我们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调整期，我们怎么调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是束缚中国发展的主要问题，那么在新的城镇化道路上，在下一步城镇化进程当中，怎么突破这个二元结构，能否突破，和哪几个切入点突破，请我们新津县县委常委和贺部长谈一谈这方面，城镇化的主题和主线，怎么突破二元结构。

　　丁县长 ：我们很多建筑都是农民创造的，包括我们的工人所以我觉得，加大资金人才，这些真正做到了农民兄弟的手中，这个这个结构自然就打破了，希望各位学者到新津考察指导，新津是一个开放的土地，到新津来实现我们的创造，实现我们的理想，谢谢大家。

　　王宪磊：下面请贺县长看看这个执行力，看看城镇化的执行力，在执行力的冲击下会不会破解城镇化的难题提供一些建议？

　　贺县长：在成长化发展的道路中间，或者在现在的咱们刚才王主任说的，二元结构的突破，也罢了，我觉得这个课题有一个矛盾，我们很多专家，在谈这个二元结构如何解决的问题的同时，很多时候，很快老百姓希望的不一定是知道的，很多老百姓，他在他那个地方生活，他就觉得非常美好，他有幸福感，他幸福指数非常高，但是作为经济发展来讲，他如果一味的就这样生存，就对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可能会造成一定的GDP就下降了，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来做好更好的结合，这是一个最大的课题，我们专家在研究的时候，包括政府在讨论的时候，在执政的时候都要认真的思考，就我而言，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刚才那个顾教授所说的一个创新，与智慧的问题，这个毕竟是在知识的知识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来讲，我想请教一下邱主任如何把这个做好更好的结合，也算是给我们一级政府给我们宏观层面的一个把脉，一个方向的指引。

　　邱：贺县长提到一个难题，我根据刚才大家谈到的，我们现在城市反哺农村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究竟怎么做，我们刚才每一位同志都谈到人才，希望在我们的农村有人才，在我们的小城镇，你说农村也包括小城镇的农村，但是我讲一个例子，你会不会留住人才，我们去过上海的安亭镇，在座的有F1，有汽车城，我们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产业了，世界500强企业有很多，可是它的高端的人才，这些人，每天都会从安亭回到市区，我们在思考，为什么？这里留不住，可能是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不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比如说居住、饮食、娱乐、文化，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留住高端的人才，这里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这个从吸引人才来讲，另外一个，究竟我们靠外面的支持，是不是能够实现根本的转变，根本的还是要对我们自己的人进行培训，那我去过奥地利，我发现它的地方都设有免费的职业培训学校，在那些不能够上大学的年轻人进行免费的培训，使得他们提高就业能力，无论在从事农业，不再是火种的农业，更重要的是都市农业，可能提高附加值，这时候所谓的农民跟以往的农民不一样了，你提高农民的素质，不是把外面的人引进进来，这样你更有希望更有活力。

　　第三，我们在讲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城乡差距，在做这样的时候，你刚才谈到一个问题，我们都在思考，我们究竟幸福不幸福，我们到了北京，每个人都向往的一个地方，我们每天要紧张的工作，压力很大，在你那个地方他很幸福，这时候我想到的你的社会保障，当我们谈到说社会保障的时候，很多学者都说，我们要一体化，什么叫做一体化你的中央财政是不是有能力支持同样的水平，如果没有，我想不应该提那么高的口号，更提你切合实际的社会保障，更符合当地的需求，我们在上海有很多的镇压，他在上海和北京的差异，我们说也又出来一个差异化，像有一些在农民住房收入达到17000以上的时候，他说我需要入城保的，收入不到7000块钱的时候，他说我要入一个镇保就好了，在地方做的时候要量力而行，因地制宜，使人民幸福指数提高，政府不要我承诺怎么样，最后你又实现不了，我想设定为一个一个目标的时候，可能你前进的步伐可能更快。

　　马主任：你是哪里人？

　　邱：山西人。

　　马主任：每个人追求幸福生活，有自己的追求，我从北京到了贵州，这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大轮换，不是现在我也是博士后，我为什么不在北京生活，我家就在北京，我依然取了贵州，这是一个转换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在这个社会丰富多彩，我们就强调一个丰富多彩，在丰富多彩的时候，作为您来讲，你给我把的这个脉，对我这个政府，对于基层的政府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非常感谢。

　　王宪磊：在北京生活，到贵州任副县长非常辛苦，贵州是我们国家的老区，也是我们国家的转折点，贡献也是出现在哪里，现在我们各国人民忘不了贵州对国家的贡献。城镇化二元结构的发展，贵州我也有幸去调研了一次，有一些老区，住在深山里面的农民搬出来，我们在其他省市也听说过，但是在去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巴比特他是股神，他说了一句话，你现在搬出来费劲，现在交通、生活不方便，所以搬出来，但是巴比特说了，如果到中国工业化进程完成的时候，对于一些深山老林搬进去的时候，十倍之多，我们国家工业化设施比较落后，它的了解情况，包括建筑情况，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知名度，我们现在都监控的很厉害，如果我们国家城镇化达到美国的时候，长期来看是不是这种程度，是一个观点，短期搬出来可以致富，美国都在思考中国的问题，古巴95%的人口住在城市，这是一个居住条件的改善，也是民主的改善，我们衣食住行农村、城市二元结构的转化有好多不同的东西，我们听一下清华的博士后陈博士和马博士的观点。

　　4 陈：如果这个问题提一些建议，根据事件的经验，刚才提出来的循序渐进，搞社会保险的时候，如果冒进式的，你最后的结构，因为中国现在目前在老龄化方面是世界最快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了，现在不是循序渐进的推进社会保险的话，不是镇保社保，也是一个面临 现实的索取，未来的在加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大有可为，未来土地财政问题解决的话，这个建设的资金从哪里，企业社会资金会接入城市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这是未来企业作为一个投资的热点，你们有一个黄教龙工业园（音），既解决了产业问题，也解决了农民进城的问题，企业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所以这个方面可以发挥一些亮点，第三如果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几个问题，如果大家去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已经连片了，他的就业机会特别多，像有的调研发现，像农民工流动不是盲目流动，向地级市以上，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往上移，这里大城市的机会更多，而且作为城市周边，它的生活成本特别低，这样形成一个互补，所以问题我去长江三角洲调研的时候，当地断头路比较多，各个城市之间是恶性的竞争，那么提出一个建议，所有的财政往上走，现在都集中在大城市，现在大城市越建越漂亮，小城镇拿不到，现在你讲协调发展，只是一个讲在给小城镇，在土地指标方面开始优惠，下一步在财政上更多的做大财政，不能再出现，为什么地方政府搞地方财政，还有很多地方，必须解决钱的问题，必须做地方财政，这是未来要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陈：城镇化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人而宜，应该要确定不同的工作重点，刚才拿重庆为例，我个人认为，重庆的做法，也是农民工的问题，农民工在城市的一些资金，有几个条件，率先融入到城市，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重点放在七岁到17岁这个区间里面，（）通过教育的方式转出的话，相对来说这个链条可以斩开，现在重庆开始动作了，教育费用还有一些补贴，第二通过户口，比如说你从七岁，比如说从17岁，如果你考察高等级的学校，完全可以转城市户口，现在已经把七岁到17岁现在全部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创新的举措，现在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乡村情结比较严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所以我认为对不同的人群应该是有不同的工作重点的。

　　王宪磊：通过这一类对话以后，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城镇化发展都是在思考和关注的事情，在城镇化进程的时候，人均收入4000美元以上的时候，它的城镇化进程，城市环境也好，高房价也好，像在城里居住的也好，城镇化的任务非常严峻，我们用下面30年，在后30年城镇化进程解决的问题，30年到50年的问题，解决城镇化和城乡二元化的结构问题，这个非常严峻的，我们城镇化发展非常迅速，一些第三线四线的城市建立起来，我们一二线城市的压力不仅是住房的压力，包括城市发展的压力，公共设施的压力，社会治安压力非常大，所以建世界城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二三线要建国际大都市，实际上进入大都市不是建起来的，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吃的太多了，企业的充足也好，我记得也是这样的，当经济速度达到400美元的时候，在进行一个理性的轨道，它在思考是理性，我们都知道现在欧美，有钱人都住在郊区，有钱人不在市里住，连美国的大学都在郊区，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像哈佛、在国际化进程里面，经过十年20年的发展，三线四线小城市化建设起来了，我们一二线城市自然就能发展，当然这个发展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嘉宾用短暂的两句话概括对我们城镇化未来展望美好的愿望和祝福。

　　丁：在座的专家，学者到新津来，新津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我们一同推进城市化的明天，谢谢大家。

　　邱：我们城市化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城镇化，我们是一个质量的城镇化，我们共同为了更高质量的城镇化而努力。

　　3、在座的各位嘉宾，在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如果你想享受田园般的生活，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城镇化的生活，在大凡县（音）的，毛泽东当时在到我们大番县的儿童你在上面挥挥手，有几十亿朵的杜鹃花向你微笑、我们美丽的大番，我们热情的大番人民欢迎您。

　　4、城市化不是目的，我们目的仅仅是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无论面对多少问题，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一定会发展的更美好。

　　5、中国城镇化不仅是锄地的城镇化，更是徒弟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可以创造需求，而且是我们高速发展的动力。

　　主持人：每个人眼中看到的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片断，但是我想大家的片断聚合在一起会汇集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也是一个组织一次论坛的目的，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讨论的工业文明，我们幸福是什么，只要带着开放的课题，我们都会找到答案，我们努力加油，我们话题到这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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