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企业的CFO是值得尊敬的,或许他们尚没有达到CFO的最高境界,但从起点来看,他们已经走过了很长远的路程,并朝着公司梦想和CFO的自我梦想前进
某外资电子品牌中国区首席财务官的助理曾经用自己的感性经验给记者“定义”了CFO:每周有至少一半的时间在香港、台湾
或者总部,飞香港、台湾是为了视察各地工作,飞总部是为了跟总部及时沟通;该CFO将她特招入公司,并给她提供了高于其他企业高管的助理一倍以上的薪水,除了说明他有着伯乐的潜质,同时也说明跨国公司CFO已涉及人事管理;虽然不用处理媒体关系,但需要跟本国驻华大使经常吃吃饭,此类预算是每月5万元人民币,这说明跨国公司CFO得参与政府公关;在她工作不忙的时候,该CFO会让她查询哈佛大学夏令营的相关事宜,打算把自己刚初一的女儿送到美国一流大学去,这说明他知道让员工的人力资本得到更好的利用,同时也善于规划长期目标,无论是公司还是自己孩子的前途。上述的定义的确有些调侃,但也间接表明了跨国公司CFO的日常事务。按照国际标准而言,CFO的角色不仅有反映企业状况、监督企业运营和控制企业成本与现金流的三大功能,还担负着决策支持的职能,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来分析、提炼和归纳财务数据中反映的运营问题,以支持、反对和影响公司管理层的决策。在大多数美国大企业里,除财务部门外,CFO还经常负责法务和信息服务等部门。上市企业的CFO也扮演着公司与投资人沟通的一个“传声筒”角色,他们需要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结算报告传达给投资人,让投资人了解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早在2000年时,欧美企业的CFO已经实现上述的功能,从传统的财务功能演变成为CEO(首席执行官)的伙伴,共同肩负股东的受托责任。但在中国,虽然本土企业也实现了CFO称呼的国际化,但依然有名无实,其CFO的定位和功能差别很大。事实上,在国内讨论提升财务负责人的职能和地位时,发达市场考虑的却是如何限制和约束CFO,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更多的责任。比如《萨班斯法案》明确要求所有在美上市公司的CEO和CFO都要对公司财务报告负责,如提供虚假信息最高可判监禁20年。
从现状来看,国内企业的CFO只是实现了其中的部分功能。绝大多数的国企CFO是戴着镣铐跳舞,虽然有着很强的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但国企的规章制度给他个人发挥的空间很小。因此,这类CFO绝大多数更重视提高财务系统和财务效率。在胸怀“做大做强”梦想的民营企业中,CFO的个人发挥空间较大。资金充裕公司的CFO可以在提高公司财务效率和公司运营能力方面运筹帷幄,而如果公司缺少资金,CFO也可以在为公司融资造血方面发挥最大能力——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会遭到那些不理解公司战略意图的员工巨大的压力。对此,在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YGE.NY)海外上市起到重要作用的CFO李宗炜感触深刻,在采访中,他不断强调要“顶住压力”。
金融危机很考验CFO的个人能力,无论是融资还是投资方面。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业内也流传了很多CFO的故事。金融危机提升了一批CFO在公司中的地位。通过私募基金和纽交所上市,李宗炜赢得了同事对自己的口服心服。金融危机同样让一部分在华外企的CFO意识到外企烦琐和漫长的决策流程不利于自己能力的发挥,于是转投民企。在麦当劳全球总部忽视了自己的收购兼并提议后,麦当劳中国区CFO张磅选择了有更大发挥空间的麦考林,目前他也按照自己设想的轨道前行着。通过在金融危机中转入纳斯达克主板并成功融资,喻越顺利解决了永业集团(YONG.Nasdaq)作为农业公司面临的季节性资金问题。
它们并不是中国最大最强的公司,但代表了中国绝大多数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艰苦奋斗的历史和自我救赎的努力。永业集团关系着这块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数以亿计的农民兄弟;英利专注于太阳能,那被认为是解决能源危机和全球变暖的有效途径;通过多年的积累,无论麦考林的电子商务还是实体店,发展势头都很迅猛。对各自行业而言,它们都是佼佼者。
其实,CFO的定义只存在非CFO的脑子里面,CFO们想的只是根据公司的发展阶段来做事,将自己的工作内容进行轻重缓急的分类。喻越强调的是融资,控制永业的资金流;李宗炜看重的是扩大英利品牌的影响力;张磅强调的是完善公司流程,为做大做强做准备。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因为公司不同的行业和股权性质,不同的发展方向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并为未来做好规划。”喻越眼神里流露出真诚,“只有公司真正发展起来了,CFO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
孙子有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虽然严格说来,国内CFO的职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CFO们都在千方百计为公司解决着问题。当然,由于体制或者企业先天的因素,他们的道路仍充满艰险。
英利CFO李宗炜:安内拓外
过去三年半的CFO生涯中,李宗炜说服了英利内部同仁,也说服了纽交所和国际足联
李宗炜的名片信息含量大但不失简洁。名片右上方除了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的Logo,还有2010年南非世界杯赞助商的醒目标志。他的个人联系方式只是分成两行两列,以小字形式出现在名片的右下方。名片的背面是橙色背景的英利Logo,下面写着英利纽交所上市的交易代码和官方网站网址,那是一家以英文为界面语言的中国企业网站。
李宗炜说话语速很快,很少废话和客套。加盟英利之前,李宗炜在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度过了其职业生涯的前10年,8年在上海,两年在纽约。普华永道给了初出茅庐的李宗炜国际化的视野和专业化的知识储备,还培养了他的口才和说服力。
海外上市的总管家
2006年10月,通过实地考察和多番思考,李宗炜最终心动于英利的邀请函,上任这家朝气蓬勃的中国新能源公司的CFO。
“会计业更多的是对己存在的商业价值的客观公正鉴定,相对于商业实体经营而言,我更倾向于装备制造行业和新经济行业。”李宗炜解释自己当初离开会计行业的原因说,“在制造业公司内部,你能够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看到把公司引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当时,同属太阳能行业的无锡尚德通过纽交所上市募到3亿美元后,正积极进行扩张和收购。如果再不壮大自己,英利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人的成功。英利之前曾经两次筹划上市,都因种种原因无功而返。
李宗炜正式上任是2006年11月1日。当时英利正在积极谋划自己的第三次海外上市,并对此充满了信心。李宗炜被告知公司将在2007年2月份上市,但最终上市过程是到2007年6月8日才完成。
这其中的一波三折,李宗炜需要费尽心思去逐步解决公司内部的各种问题。最先是上市公司结构所导致的会计准则不一致的问题,英利采取的上市方式是在海外设立一家叫英利绿色能源的公司,然后由该公司来返程收购境内运营实体,最后以海外控股公司为主体实现上市。这家子公司设立于2006年8月7日,因为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8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委发布了10号文件《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暂行规定》,并将于一个月后的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到时候企业会更难实现海外上市。
按照美国证监会的规定,每家谋求在美上市的企业都必须出具公司前三年按美国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会计信息,英利出示了2004—2006年的财务信息。由于英利绿色能源于上市前刚成立,因此所有上市主体的财务信息必须依托境内子公司天威英利的财务信息,这就产生了如何将天威英利这三年业务活动分为英利绿色能源成立前和成立后按美国会计准则以备考财务报表的方式予以反映至上市主体的棘手问题。最初,英利提交的会计信息得到了会计事务所中国工作小组的认可,认定其能够尽快海外上市。但2006年12月底,会计事务所的美国技术团队推翻了以前的共识,认为这种财务报表编制方式不妥,要求英利重做一次。
“这就好像是我去跑马拉松,刚开始医生跟我说,你身体没问题,有参赛资格。然后当发令枪即将被扣动扳机时,医生又跑过来说,他刚刚看错了,你身体不行,不能参赛。”爱好体育的李宗炜形象的比喻着自己当初的感受,“没办法,最初审计报告需要美方签字。”
后面的几个月,李宗炜一直在组织内部人员进行财务报表的重新编制,并和会计事务所、承销商进行沟通,这期间会计师事务所的项目团队也为此变动好几次。凭借当初在会计事务所的知识储备,他最终找到了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外部麻烦解决后,还有更艰巨的内部问题等着他。李宗炜提出先私募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建议,却遭到公司内部的强烈反对。
李宗炜认为,如果公司在定向募集大量资金后再上市,会很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估值。股市对于公司业务的预测跟资金量有关,资金多了,潜在的生产规模和未来赢利空间就会扩大,公司就能告诉投资者一个更诱人的故事。在同样的融资额下,公司的股权稀释度也会只有原来的一半。同时,如果再有国际著名私募基金的参与,公司也容易获得公众投资者的信任。
同事们的反对和质疑是:“海外投资者进来,肯定是以大吃小,利用我们不懂,占我们的便宜。”李宗炜不得不花很长时间去理清每家私募的思路,然后找到英利内部的管理层,天天在一起开会,告诉他们投资者的想法和投资模型以及模型对双方的利弊。
“慢慢地,他们就知道这个数字游戏背后的商业决策点了。”李宗炜回忆到。因为国际企业估值跟国内企业估值的差异,在得到公司高管层的认同后,李宗炜又出马去跟各家私募谈具体事宜。李宗炜前前后后三次引入私募基金,上市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2007年5月,从香港、新加波、英国、德国、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英利开始第一次路演。不巧的是,英利跟其他四家太阳能企业“撞车”了。那个月,美国股民们有幸看到5家中国太阳能公司逐鹿美利坚的精彩场面。李宗炜两年的纽约工作经验让他了解“美国思维”,在路演中,英利一直强调着自己的“第一”:英利是中国第一家太阳能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获得进入国外主流太阳能市场凭证的公司,因为全产业链,英利的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
路演效果很好,成功上市半年之后,英利的股价又从11美元飙升到41.5美元。2008年年底,英利还荣登纽交所年度最活跃股票排名的,前5名。私募和上市让李宗炜获得了英利内部员工的认可,大家对其决策能力的信任度大为提高。
CFO不仅仅是会计
李宗炜上任之前,当时的英利在财务管理方面还颇显落后,公司由一名副总裁兼管财务,但仅仅是负责业务的支出收入类事务,财务流程更多的强调操作而非控制。
空降英利后,李宗炜一直想在公司推行财务流程改造。海外上市前,公司内部各部门对改造的阻力很大。“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已有的工作方式。”李宗炜回忆到。但上市后,得益于美国《萨班斯法案》对公司内部财务流程的高要求,在引入的外部事务所和新招聘人马的共同努力下,李宗炜终于在一年内顺利完成了公司财务流程再造。
看上去,李宗炜应该没啥大项目可以施展了。但在他看来,CFO是一个以财务资金和投融资为中心,向外散发能量的点。在公司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任何部门的行为都会跟CFO有交集,CFO其实能够看到公司很多事务的优缺点和发展空间。只要愿意参与,CFO的力量和意义会很大。
在2009年9月的一次飞行途中,李宗炜看到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新闻报道,他灵机一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品牌的机会”。一下飞机他就跟董事长苗连生沟通了自己的想法。苗连生同意了,但花这么一大笔钱赞助国际赛事是否能带来预期回报,公司内部还是有很多分歧。
“这次世界杯是天时地利人和。往届世界杯赞助多火,但这次因为金融危机,许多大公司没有这笔预算。足球是不分国界的,这有利于我们公司品牌的推广。”在李宗炜一次又一次耐心解释和分析后,英利内部才最终达成共识。
李宗炜通过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后设立的中非发展基金联系到南非世界杯组委会和国际足联。第一次谈判时,李宗炜着重强调了中国概念和新能源概念。国际足联一直没有来自中国的赞助商,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全球一直强调的是绿色和低碳,国际足联也想传递“绿色足球”的概念。同时,英利正在南非投资,打算建立南非第一个大型太阳能电站,这又为英利加了分。在国际足联和世界杯组委会看来,英利有很强的“Commitment(承诺)”在南非。
经过一轮轮调查,英利被国际足联认为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双方的谈判很愉快。为了在细节上争取更多的利益,李宗炜和他的团队经常说“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只要不是很过分的要求,国际足联都一一满足,甚至为英利打破先例,比如作为南非世界杯赞助商的权利一般于当届世界杯结束当天终止(即2010年7月11日),但国际足联给英利延长到了2011年6月30日。
同时,李宗炜还拿到了“优先认购权”——英利有优先成为下一届世界杯赞助商的权利。“这些要求其实有点强硬和过分,但国际足联同意了我们,并白纸黑字签了协议。”李宗炜说,从开始和国际足联谈判到最后签下协议,他一共只用了两个月时间。
永业CFO:喻越的加法和减法
在急速扩张的农业中,喻越一直在积极地为永业开源节流
永业集团CFO喻越的办公室是一个开放透明的空间,整块落地玻璃墙采取的是普通玻璃,他的工作状态甚至表情能够轻易地被其他同事看到。
喻越是个很实诚的人。当被问及“从纳斯达克的柜台交易转入主板的第一天,永业的股价涨到多少”,他并没有用一个概数去敷衍,而是微笑着说:“这一年,永业股价变动太大,我大概记得是7美元或8美元,你等我确认下。”他马上用自己的电脑查当天的股价,“是的,是7美元。”
2009年3月,喻越进入永业集团担任CFO。此前,他是一个想法很多并“爱折腾”的人。在深圳发展银行工作几年后,他折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读MBA;此后在美国UL公司(美国保险商实验室)总部熏陶两年,被派遣到上海站工作了3年。在大公司里,喻越觉得自己仅仅是一部庞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很难真正发挥能力。此后,他辞去在外企的工作,一头扎进了中国的中小企业。在他的努力下,他让一家深圳电子企业在欧洲顺利上市,此后又让武汉一家企业顺利从纳斯达克的柜台交易(OTCBB)转上主板。
在喻越加入永业集团之前,凭借公司董事长吴子申的闯荡,永业已经实现了纳斯达克的柜台交易,并通过两次融资募集到1935万美元。但柜台交易的股票很难流到二级市场,融资效率低、成本高,吴子申一直希望永业转上主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着成功经验的喻越进入了永业集团。
修炼内功的过程
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经验让喻越对纳斯达克有着很深的了解。加入永业后,他逐步解决了永业转板的三大关键难点。
转板的首要问题是董事会架构。当时永业是纯粹的私营企业,董事会中没有设置独立董事的职位。但美国证监会为了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要求纳斯达克场内交易公司的董事会中必须有超过半数的独立董事。吴子申和喻越马上开始找寻合格并能够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独立董事。喻越进入公司第二个月,永业就完成了公司结构的合理化,董事会最终定为7人,其中4人为独立董事,分别为做过多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邵孝恒、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郭晓川博士、南京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心丹博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营养和生物技术教授张日俊。
“我们特意挑选了不同背景的独立董事,张教授对农业行业非常了解,郭博士和李博士能够在宏观层面为永业把关,邵董事对审计非常了解。”喻越解释到,“这样就能够形成合力。”
其次是公司的合规化问题,为了符合《萨班斯法案》的要求,喻越找来毕马威会计事务所为永业做审计。他介绍说,毕马威把永业翻了个“底朝天”,认真审核了永业的每张单据、债券和股票,最后为永业出具了权威性的合规报告。
最后是纳斯达克主板对公司的硬性指标问题。要想进入纳斯达克场内交易,公司的每股股价至少是4美元,公司股东人数必须达到400人。而当时,永业的股价仅仅1.5美元,股东人数离400也有不小差距。如果在国内,这倒不是难事。国内的形势是“僧多粥少”,只要有公司股票上市,就会引发投资者一窝蜂的“抢购”。而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则是“僧少粥多”,市面上流通着3万多支股票。虽然上市门槛低,但如果公司不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就很难被投资者所关注。
如何让投资人认可永业的故事,吸引更多的投资人“买票”?喻越对此下足了功夫。首先是新一轮的路演中,依照美国人的思维,喻越和他的老板重点强调了永业的商业模式。在永业看来,他们的主打产品生命素对农民来说是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农民是将生命素投入生产过程,等待最后的收成,在这种模式思维下,农民也算是“小企业”。因此,永业通过设置于全国各地的科技服务站给农民提供相应的后续服务:为农民提供病虫害防治方面的知识和专业指导,组织农民成立经济实体,开展各项农业经济合作,从市场和销售的角度替农民降低风险,帮助农民走产业化和规模化的道路。
在给华尔街描绘的“故事”中,永业还特地强调设置全国各地的科技服务站以后还会给农民提供优良种子,并在销售种子的同时与农民签订回购订单,回购的优质农产品将由永业科技示范园运作,以消费卡和社区店的形式提供给城市消费者。
为了让美国投资者有直观感受,喻越选择了“用事实说话”,把部分美国投资者邀请到中国的田间地头,让他们亲眼见证永业生命素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让他们直接去跟中国农民对话。
这种朴实的做法赢得了美国投资者的信任。2009年9月3日,在正式进入纳斯达克主场交易的那天,永业的每股股价从3月的1.5美元跃至7美元,当初遥不可及的400人的股东数已经突破了10000。
“转板给永业带来了很大的转变。可能你从外面很难看出来,但实际上,我们公司的整个机能更加健康。”喻越坦言,“以前公司签合同的随意性很强,现在每签一个合同,相关部门都会进行审批。我们所有的业务都走向了正规,规避了风险,这是修炼内功的过程。”
故事刚刚开始
对喻越和永业来说,上市仅仅是故事的开始。4月14日,刚刚接受完《商务周刊》的采访,喻越就又飞往美国见投资者。
“如今,我基本上是每个月都得去一次美国。”喻越解释到,上市后他最大的事务之一就是保持跟海外投资者的密切联系,“这就跟交朋友一样,我们得持续给投资者信任感,保持适当的沟通频率。我们得让投资者认识到永业公司是一家透明的公司。”
秉持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永业内部有着非常严格的预算机制。每年年初,永业会制定一个全年预算,告诉华尔街自己的经营目标和各项支出计划。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喻越都会严格审查全国各子公司的财务报表,问清楚各笔钱的支出。他说:“说到底,控制现金流就是开源节流的问题。我工作的重点就是对外融资,对内控制各项成本。”
在把握永业过快的增长速度和现金流的关系上,喻越也面临挑战。2008年,永业的业务增长速度是150%,2009年业务增长又翻番。随着业务高速增长,也因为农业本身的季节性,永业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除积极扩大在海外市场的融资外,喻越也在寻找国内银行的支持。“因为融资会导致股权的稀释,是不得已的办法。”他说,“现在永业的规模比当初大很多了,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国内银行的贷款。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一直在跟中信银行商议贷款事宜。”
在喻越看来,在不同企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CFO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在现金流充足的企业,CFO的重点是内部管理,将钱花在该花的地方;而缺乏现金流的成长性企业中的CFO,需要积极寻找外部资金,以支撑公司的发展。
“或是侧重内部财务制度管理,或是加强跟资本界的沟通,这并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问题,重点是CFO所在企业的发展阶段。”喻越说,“找到最适应企业发展阶段的做事方式,就是科学的。”
麦考林CFO张磅:完善细节
自上任以来,张磅就着重强调麦考林现金流的可控性,并完善公司财务结构的各个细节,积极为麦考林的大企业之梦添砖加瓦
不同于设计部的缤纷多彩和热闹气氛,麦考林财务部显得朴素且安静。在蓝色大开间办公室里,负责各地子公司财务的工作人员正聚精会神盯着各自电脑屏幕上的数字。走廊的尽头是麦考林CFO张磅的办公室。一张醒目的电脑打印纸贴在办公室门上,上面写着向CFO报告工作的规范和流程。
2009年7月,原麦当劳中国区CFO张磅来到这家中国领先的直复式营销商,换了新东家,职务却没变。此前,他因出色的财务能力而成为第一位获得麦当劳总裁奖的中国区员工。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麦当劳总部对他的中国区兼并收购提议并不重视,他意识到了外企的“职业天花板”。
此时的麦考林,已经成为中国多渠道、快时尚的龙头企业。得益于前两任CFO的努力,麦考林有着红杉中国的风险投资和较强的会计团队。虽然公司一直没上市,名气更比不上麦当劳,但张磅还是决定接过麦考林的橄榄枝。
“跟一般民营企业相比,麦考林具有管理上的优势。它是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每年都会审计的企业,管理团队中没有家族成员,都是从市场上请进来的精英。”张磅语速很慢但吐字清晰,说话条理性很强。
张磅的“三把火”
张磅新官上任后,也在麦考林烧起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统一财务。张磅来之前,麦考林的22个子公司都有各自的财务和会计,在当地进行相关账务处理和税务管理。麦考林的财务总监每年至少要花两个月的时间到各地子公司去查账。同时,麦考林的财务有着很强的个人风格,因为每个财务负责人做事方式不一样,导致各地财务处理都不同,这无疑加大了整个公司财务对接和统一管理的难度,尤其在子公司财务负责人岗位有所变动的时候。
张磅花了4个月的时间实现了麦考林财务的中央集权制。他在上海设立了财务中心,将麦考林所有的单据都汇集到上海总部,所有的记账和付款全部在上海财务中心完成。这不但利于统一管理,也降低了潜在的财务风险。
同时,为了降低整个财务体系对人的依赖性,张磅着力进行了财务流程的“动作分解”。从最简单的职位描述开始,张磅积极推动麦考林财务流程的程序化,以尽量使得各个环节降低人为因素的控制。
“但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流程不能定得太死,这会抹杀财务人员的创造力,也会导致企业的僵化。”张磅说,麦考林在成长的道路上,也需要员工的创造力和能动性。
第二把火,是在公司既定战略下积极推动自建物流基地。今年3月底,麦考林与江苏某地政府签订了投资意向书,投资1亿美元成立麦考林运营中心。
此前,麦考林采取的是物流外包方式,但从长远来看,物流外包会成为麦考林发展的一个瓶颈。张磅到任时,麦考林的领导层就在思索物流外包的必要性,并最终决定自建物流。
联合各职能部门,张磅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评估业务量以及配套的人、财、物,挑选良好辐射性的物流基地;进行全国统一物流和分区物流的SWOT分析;解决物流必需的土地问题以及取得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从项目启动、选址到选人,从管理层开会决定到草签协议,一共不到两个月时间。
张磅的第三把火则是加强整个公司的现金流和风险控制。在他看来,虽然麦考林在积极向全国扩展其实体店,但主要还是大力运用加盟店形式,公司方能够轻资产运营,同时重点是控制整个公司其他方面的现金流。
麦考林采用的是矩阵型组织结构,即把按职能划分的部门和按产品(或项目、服务等)划分的部门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矩阵,同一名员工既同职能部门保持组织与业务上的联系,又参加产品或项目小组的工作。为了加大对现金流的控制,首先,财务部会根据经营计划做配套的财务计划;其次,在每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除参与项目的职能部门外,财务部会有一个分析团队做追踪和测试,不断计算投入之后的回报率和其中的风险。后者也保障了公司在做一些高风险高回报项目时的投资安全。
张磅到任后,还强化了风险控制机制。小时候的一次经历让他深知公司Fast Fail(快速承认失败)能力的重要性。他曾到泰山玩,亲眼目睹一名游客被毒蛇咬伤了耳朵,后面的游客马上用刀把他的耳朵砍了下来。没了耳朵的游客暴跳如雷,但当看到掉在地上的耳朵已经全变成黑色,他才庆幸丢的是耳朵而不是命。
“这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张磅说,“每个公司都会有失败的战略和决定,但即使我们失败,也是Fast Fail。让沉没成本尽快完全沉没,而不会去掩盖或者花更大的价钱去继续错误。”
备战上市
自上任以来,除完善内部财务结构之外,谋划上市也是张磅工作的一大重点。对麦考林而言,张磅是谋划上市的总指挥;而对于张磅来说,麦考林会是他第一家运作上市的公司,意义非凡。
除加强公司财务部原有人员培训外,张磅还从四大会计事务所挖来更精通国际审计、税务以及US GAAP(美国会计准则)的人才。
在麦当劳工作多年的张磅深知公司的规范和合规对上市的重要性。安然事件后,美国推出了更严格的《萨班斯法案》,不仅强调税务的合规,更强调公司操作上的合规。在张磅看来,尽管正直诚实是麦考林的基因,但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了解这一点。为此,张磅特地找到一些咨询公司,根据《萨班斯法案》,为麦考林做相关合规性工作,希望投资者能够看到麦考林清晰的公司治理。
虽然目前尚未上市,但麦考林一直与其投资方红杉资本有着良好沟通。张磅将自己定位成股东与公司间友好沟通的桥梁,关于公司的经营策略、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他都会跟股东们进行及时透明的沟通。
张磅还负责着麦考林的法务部和IT团队。当然,这里的IT团队并不是麦考林公司对外的电子商务业务,而是指公司后台的IT管理部门。一般而言,中国企业引入IT系统主要是为了支持财务核算系统,同时,IT后台是一项非常细致和烦琐的工作,CEO不愿花太多精力在上面,于是便交给自己认为细心且耐心的CFO。
但张磅并不仅仅将IT后台视为固定资本支出,而是将其也视为一笔可以赚钱的投资。他认为IT后台并不是拖企业后腿的服务部门,也是未来业务发展的驱动点。“举例来说,每件商品从原材料到客户的姓名、地址和购买习惯,从商品发货到追踪进度,后台的IT都可以做。如果其他公司没有能力和资源来做到这些,我们就可以为它们做外包。这样公司后台IT部门也成了收入部门,不再是花钱的部门。”张磅说,“当然,在没有做好的情况下,IT部门仅仅只是个后台,只有当企业做大做强后,我们才有机会将其变成一个卖点。”
关于CFO的主要功能,张磅的理解是“平衡”——平衡公司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在他看来,本土的CFO主要是会计和投行出身。会计出身的CFO一般会规避风险,投行出身的CFO则是风险偏好者。
“一个是关水龙头的,一个是开水龙头的。关得太死会失去机会,开得太大会浪费很多资源,风险就会扩大。”张磅形象的比喻道,“所以,重点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