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人才危机报告：华夏基金一下跑三个经理

　　“我觉得现在的基金业和这段时间的资本市场一样，波动越来越大了。”北京深夜11点，李全在电话那头说。

　　他刚来到这个城市不久，刚刚进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行业，每天都要开很多的会。他尽量避免去提到公募基金的任何具体的公司和人事，但是他也会突然说，“你们可能 会觉得我太天真，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博时。”

　　在过去的半年中，李全在副总经理任上离职，却获得了最高的关注度：在离职传闻缠身大半年后，他以新华资产总裁的身份，告别自己的公募基金生涯。

　　窃窃私语仍在行业中继续，所有人都相信，半年之内，基金业内首位“公转私”的总经理，可能就会出现。值得讨论的，无非是那是肖风，还是别的某位。

　　在传闻蔓延开前，肖风曾经公开说，现在的基金公司的机制，让从业人员无法将之视为一种事业。

　　对于如何设立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基金法对于股东的出资标准很简单：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这是一条太容易达到的标准。事实上，现在管理着接近3000 亿资产的华夏基金，其注册资本至今只有2.38亿元。

　　难以达到的是其他门槛，比如要求第一大股东应当是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或者信托公司，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等等。这条几乎彻底封杀了民营资本堂堂正正进入基金行业的希望。

　　因此看似风光的基金公司有着难言的尴尬，不少基金公司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地充当着股东的现金牛，甚至有基金公司出现过由于股东抽取利润过多，而无法发出年终奖的故事。

　　而股权“被转让”则是基金公司最尴尬的话题。不少人佩服范勇宏，因为即使中信证券100%持股，华夏基金仍然能够拒绝中信派来的高层；因为现在股权转让，他仍然能够参与意见，给自己找股东。

　　范勇宏和肖风，是“老十家”成立以来，坚守到现在为数不多的两个总经理。如果细看其他“老十家”的兴衰史，转折点无一不是某一次管理层变动。

　　“公司里不断进来各路股东的人，有少数人不学无术，却占据高薪职位。”一位逃离某家“老十家”的中层回忆说，多年之后，她将“能够对抗股东压力”，列为基金公司总经理最重要的品质。

　　“我做了几年部门领导之后终于发现，我没有有关部门的关系，我永远也当不了副总或者别的什么职务，路已经被封死。”另一位出身“老十家”，已经转投私募数年的前中层说。

　　基金业对于股权激励的呼吁已经持续数年，据传，一些监管层的领导态度是：你们拿着那么高的工资，还想怎么样？

　　如果坚守如肖风者都将离开，那么显然股权激励已经超越了基金经理们应该赚多少钱的庸俗讨论。监管层和立法者应该思考的是，基金从业人员和公司的关系、和投资者的关系乃至和监管部门的关系，到底如何界定。

　　显而易见的是，短视的股东、不专业的管理层、恶劣的管理层与股东关系、频繁的人事变动，对于公募基金的投资者都是一场噩梦。今年一季度，博时业绩在大公司中垫底，是简单的投研方向失误，还是人事变动后的投研能力下滑，你可以自己判断。

　　这是一个最好的行业，业内很多人都相信，包括我们也深信，中国十年内，就有可能出现管理规模超过万亿的基金公司，资产管理的大时代即将来临。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行业，目前公募基金的总规模只剩不到2.3万亿元，在A股的占比已经只剩10%。这个行业默默怀念2007年的唬煌，那一年公募基金规模一度逼近4万亿元，超过A股的40%。

　　一些据我们所知行业中最优秀的人，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去。

　　总裁转身：工银瑞信副总投身私募 传博时肖风已提出离职

　　最近我们还听到一些著名的基金公司的掌门人考虑离开,这应该引起我们对行业发展的思考

　　“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已经在董事会上提出要离职。”这一消息已经在基金业界流传了一段时间。

　　理财周报致电博时肖风办公室，对方称肖风出差去了，“不清楚”职位是否将有变动。

　　一位接近博时基金的人士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博时已经开完了董事会，并且通过了对新的副总裁的任命，股东方对肖风也作出了挽留。在这样情况下，相信短期内肖风暂时不会离开。

　　而理财周报记者得到确切消息是，肖风此前与某著名阳光私募公司有过接触，但未有结果。

　　“老裘一直想做公募。”一位熟悉重阳投资合伙人裘国根的私募人士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重阳投资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可能是其与公募公司总经理层级接触的主因。

　　目前私募界的乐观传言是，正在修订的《基金法》有可能做出新基金公司先发专户再发公募产品的规定，对于公募产品资格的管理规模门槛可能定在50亿左右。

　　2009年，重阳投资管理的资产就已经超过50亿。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博时两员老将——副总李全和公司投资部总经理陈亮相继离开。

　　李全自1998年进入博时后，除了2000年至2001年短暂离开外，一直在博时供职。而陈亮自2001年进入博时后，从未离开。

　　而与肖风同时出现投奔私募传言的，还包括数位其他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

　　“最近我们还听到一些著名的基金公司的掌门人考虑离开，这应该引起我们对行业发展的思考。”今年5月，华夏基金副总张后奇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

　　大股东交恶，股权激励成空

　　业界普遍认为，博时的人事变动与股权变动以及股东关系有关。

　　2007年，业内传言，南方、博时、嘉实、易方达等几家公司都被选为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改革的试点，甚至已经做好了相关方案上报给监管部门。但是监管部门对外并未作出任何表态。

　　2007年12月，博时原大股东金信信托将所持的48%股份公开拍卖，招商证券以63.2亿元拍下。博时关于股权激励的尝试，自此宣告终结。

　　而此后关于肖风即将出国，或者即将辞职的流言四起。而博时公司，对此则一律予以坚决否认。

　　肖风并不掩饰自己对现行公募制度的看法，“现在发现私募基金慢慢做成10亿、20亿、50亿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事情，可以成为自己的事业。公募基金目前的制度设计确实很难跟他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业"。”2009年底，肖风还在某论坛上如此直抒胸臆。

　　当场肖风还拿“公转私”的代表人物，原交银施罗德投资总监、重阳投资合伙人李旭利开起了玩笑，“说不定我将来也走他那一条路。”

　　表达对李旭利转型成功祝贺时，肖风手下大将归江、高阳、肖华等都已经离开，而李全和陈亮，也已经表达过离开的想法。

　　博时投研部门曾经人才济济，为了发挥各人特长，肖风曾经将投研部门按照不同投资标的和风格，划为7个小组，等于设立了7个投资总监。

　　“肖风给不了下面的人任何东西，只能给头衔。”一位业内人士说。

　　“我辞职的时候跟肖总说，现在基金公司不干活的人拿钱最多。股东什么都不做，但是拿最多钱，管理层也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挪位。”一位博时旧将回忆说。

　　2010年一季度，在高管频繁变动的同时，博时基金由于对于大盘走向判断错误，多只基金业绩落后。

　　工银瑞信戴勇毅离职转投私募

　　近日爆出“公转私”传闻的基金公司高管不止肖风一位。除了另一家规模前十位的基金公司总经理，也与重阳投资密切接触外，不久前离任的融通基金总经理吕秋梅，也传出要去私募。

　　吕秋梅自2001年起，就一直在融通基金工作。

　　“吕总不知道在哪里。”当理财周报记者拨通吕秋梅手机后，一名男子如此说。

　　而理财周报记者独家获悉，基金界另一重量级人物、工银瑞信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戴勇毅，已经确认即将离职，4月已经开始筹备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相信近期公司会发布公告。

　　戴勇毅也是基金行业第一批“老人”，1993年至1995年任职上海万国证券。1995年至1998年，任职华夏证券，担任交易部副总经理，而当时的交易部总经理，正是后来中国公募基金第一人范勇宏。

　　1998年，华夏基金成立，戴勇毅出任第一支封闭基金“基金兴华”的基金经理，此后曾任基金管理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副总经理兼市场总监、常务副总经理。

　　2005年，戴勇毅转投刚成立的工银瑞信，出任副总经理，一直担任工银瑞信投委会负责人。

　　和李全一样，戴勇毅据信也参加过去年华安基金总经理的选聘。

　　据理财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因为各种原因暂时离开公募基金领域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层级的还包括：回归股东方的银河基金总经理裴勇和金鹰基金总经理詹松茂、可能转投私募的中欧基金副总殷觅智、可能转投还未开张的新基金公司的景顺长城副总宋宜农和中欧副总陈鹏、浦银安盛副总陈逸康和张建宏。

　　我觉得不幸福：解密数十明星基金经理逃离之谜

　　重阳投资李旭利对理财周报记者说：“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离开，你应该去问那些人为什么不离开！”

　　三年前的离开是轩然大波，三年后的离开已是稀松平常。新闻和八卦懈怠了？不，因他们追逐的是稀缺品。

　　三年间，有多少明星基金经理转入私募？目前没有最权威的数据。张口可数的就有江晖、石波、李旭利、吕俊、何震、田荣华、陈继武、王贵文、赵军、梁文涛、郑拓、陈亮、伍军、曾昭雄、龙苏云、李洪波、李泽刚、孙建冬……

　　这些“高学历、高智商、高情商”的三高精英们，就像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一样，一颗接一颗地蹦出了公募基金这口锅。

　　他们奔赴的私募，的确是一盘美味的菜，但若要品尝仍需举起沉重的铁筷。渠道、客户、产品账户、税率、制度、现金流、团队、业绩，甚至媒体等一系列问题，他们都必须直面面对。但罕见逃离的悔意。

　　这些大鳄在公募基金遭遇了什么？这个行业到底怎么了？

　　迷失的幸福

　　“我厌倦了配置的生活。”当理财周报记者问尚雅投资总经理石波为何离开华夏时，他这样回答。对于很多动辄管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明星基金经理而言，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各个行业上配置资金，而并不需要精选个股。“这样会失去一些投资的乐趣。”石波说。

　　而当理财周报记者问重阳投资合伙人李旭利同样的问题时，他则用那智慧的眼睛很严肃地盯了记者三秒钟：“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离开，你应该去问那些人为什么不离开！”

　　确实如此！中国基金行业最牛的王亚伟之所以最牛，很多同行都认为他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复利胜于巴菲特，另一个就是至今还留在公募基金。

　　当行业普遍认为投资大腕留在公募基金已成另类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基金公司的问题，而是行业出了问题。

　　“我觉得不幸福。”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对理财周报记者抱怨说。从记者两年前认识该人士起，他就一直碎碎念着要离开这个行业。虽然暂未成行，想必是早晚的事。

　　日前，在一个公私募基金高管“民间”聚会中，他们更改了江湖上平日对他们的三高评价，将“高学历、高智商、高情商”三高，改成了“高素质、高压力、高监管”。他们认为后面的“两高”是导致其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我们完全不被信任。”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老总对理财周报记者说。这一点得到绝大多数公转私大佬们的认同。“监管层、投资者、舆论三方面没有一样是信任我们的。”这一点让他们相当的郁闷。

　　“对于同行要受到排名的压力，对于投资者和公司需要我这边业绩回报，同时还要时刻受到监管层和舆论的监督压力。都没有宣泄的地方。”以上人士称。

　　幸福感的缺失和极大的心理压力使明星基金经理们纷纷逃离公募转投阳光私募。但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做私募的非明星基金经理们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家基金公司内部提拔了一位基金经理，他却不堪重负断然辞职去考了公务员。对于更基层的基金公司研究员，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跳楼自尽。

　　高薪悖论

　　在理财周报调研明星基金经理公转私的心路历程时，很多人都提到了机会成本。对于可以拿到几百万年薪的基金经理而言，转会私募确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待遇其实是个悖论。”上海一家阳光私募总经理对理财周报记者说。对于这些专业的投资人士，他们与普通人不同，高超的投资水平和经验可以给他们带来的复利要胜过固定的高薪。但在基金公司他们却被剥夺了为自己和家人理财的权利。

　　但凡敢于出来闯的明星基金经理都对自己的投资能力极为自信。“我都想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投资的回报一定会大于房子的增值。”吕俊曾经对记者这样说。

　　“在绝大多数成熟的市场，证券从业人员都是可以从事二级市场交易的。但是要有报备等配套制度。”以上不具名的私募总经理称。但是目前国内的制度对基金经理和家人的投资权利几乎已经阉割到了极致。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那些又没有勇气离开公募，又想投资获利，又缺乏职业操守约束的人来做老鼠仓。摄像头漫天，手机上缴，亲属报备等强令限制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或者成为监管层的免责条款。

　　已经逃离的私募大鳄们给出的建议是，制度允许投资，但要配套措施跟上。“如果你不报备，资金异动交易的话，坚决把你扫地出门。”

　　三监管机构博弈挤压公募生存空间

　　公募基金人才外流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资产管理行业范围的扩大。

　　近些年来，除了阳光私募以外，券商资产管理、银行的代客理财、信托等多种资产管理行业风生水起。公募基金再也不是唯一的资产管理方式。

　　“原来是大家给基金输血，现在也轮到基金给大家输血了。”一家第三方研究机构高层人士对理财周报记者说。

　　博时基金原副总裁李全远走新华资产就是一个最大的“输血”案例。而近期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强悍的招兵买马更是路人皆知。

　　“我们发现基金行业确实出现了外流现象。特别是高级人才。”一位著名的金融行业猎头人士对记者说。“今年私募股权一条线也上来了，都希望在基金行业找人。”

　　同样是资产管理行业，基金公司在其中的优势正逐渐消逝。

　　“你想想看，基金公司是证监会基金部管的，券商是机构部管的，而银行和信托是银监会管。”以上那位不具名的上海基金公司老总为记者做分析。“基金的监管几乎是完全透明。可其他行业呢？”

　　“你们媒体不要总盯着基金公司看，最大的老鼠仓在券商那里！”另一家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谈到这个话题显得非常激动。

　　基金公司的劣势还在于，券商和银行几乎都是参控股他们的父辈或者叔辈。这些长辈们“倚老卖老”，占尽渠道优势不说，又不用公布净值，罕见舆论监督，小日子过得实在是舒坦。

　　基金公司的幽怨无法改变现实。资产管理行业这块蛋糕好吃，基金公司就别想独享。但基金部同样作为监管部门，不能在与银监会和机构部博弈中获胜，却将基金公司当野马一样，用层层铁镣锁死。不仅是“三高”精英们忍无可忍，也是整个行业需要思考和亟待发酵的话题。

　　逃离蔓延：从核心层传导市场部门 客服流动很吓人

　　基金经理弃“公”投“私”已经不是基金行业的新鲜话题。但近期基金公司市场和销售部门的人员也在纷纷逃离这个高薪行业，这就有些令人难以理解。

　　“性价比降低”是理财周报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最多的理由。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不断扩容，这一矛盾日渐突出。

　　此外，“压力过大”和“厌恶不公”等原因也促使基金公司非投研部门开始频繁地向其他行业“输血”。

　　市场销售部门转会增速

　　行业印象中，最早离开公募基金的市场体系的高层应该是杨文斌。作为国内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杨文斌历任华安、上投摩根和汇丰晋信等基金公司分管市场的高层，被誉为“基金市场第一人”。

　　他不仅参与领导了中国第一支开放式基金的发行，也是中国市场上罕有的几位曾参与多个著名基金公司筹建及日常管理的高管之一。

　　2007年初，杨文斌带领着一帮干将从公募基金出走，并创立了目前最权威的基金研究机构好买基金研究中心。

　　最近离开的是李全。今年4月3日，为博时基金效劳将近满12年的公司副总裁李全正式辞职，随后加盟新华资产。

　　李全1998年5月进入博时，最开始担任督察员兼监察部经理。2001年4月，就职博时基金副总经理，在公司曾经先后分管投资、销售等部门。李全在博时基金受到的尊重与博时基金总裁肖风不相上下。

　　李全这样一位公募基金元老的离开，不仅给博时基金，更给整个行业都带来了思考。

　　很多基金公司的市场和营销部门的中层员工也在主动离开这个行业。春节前后，南方基金一位市场部中层管理人员转投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上月，汇丰晋信的一位市场部中层奔赴上国投。

　　更不要提那些经历过股权风波和高管变动的基金公司，但凡如此，市场部地震都会成为惯例。一部分追随老领导而去，一部分就此消失于基金的江湖。

　　比市场和营销部门流失更为严重的是不常被注意到的客户服务部门。一般规模的基金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员工大概在20人左右，呼叫中心在10名上下。很多基金公司在这个部门一年的流动率可以高达100％。

　　压力巨大 性价比降低

　　熟悉基金行业的人都知道，基金公司投研体系拼的是业绩，市场销售体系拼的是规模。某种意义上来说，基金公司对规模的要求要大于业绩。因为基金公司的利润来自于管理费，管理费又与规模直接相关。

　　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年末全国基金公司管理资产的总规模为26760亿元，但华夏、易方达等前十大规模的基金公司管理资产的总规模则达到13310亿元，占整个行业的二分之一。基金行业呈现出的规模两级分化，给一些中小基金公司市场和销售部门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我们去年下半年根本就不敢做任何的推广。生怕把给股东的钱保不住了。”上海一家规模排在后十名的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对理财周报记者抱怨。这番话鲜活地表达了规模对于基金公司生存的重要性。

　　规模发展的重担就落在市场和销售部门上。

　　如果市场好，业绩好，投资者净申购一切都好说。如果市场动荡，基金业绩不好，投资者净赎回，最难受的不是基金经理而是市场和销售部。他们要费尽心机进行持续性营销。并寄希望于新基金发行。

　　“我们其实很矛盾。一方面发基金可以提高规模，另一方面又十分辛苦，更害怕达不到领导的要求。”上海一家合资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对记者说。这是除了华夏等个别巨无霸和一些银行系基金公司之外，绝大多数基金公司共同面对的“成长的烦恼”。

　　与此同时，国内的资产管理行业近年来出现了大扩容。券商集合理财、阳光私募、信托等多种形式的资产管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与公募基金不同，不受到严格的监管，也不必做过多的市场活动，而收入也逐渐逼近基金行业的高薪。在看到了性价比降低的事实之后，那些先知先觉的公募基金市场销售部门员工们开始了“逃离”。

　　渠道压迫 内外不公

　　理财周报记者通过对基金公司市场和销售部门的调研发现，令绝大多数人厌烦的一件事就是与渠道打交道。

　　基金公司用“太强势”、“贪婪”、“官僚”、“素质低”等等很多不好的形容词来形容渠道，但他们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他们。

　　限于国内基金发行渠道的单一，“渠道为王”的态势似乎越演越烈。所以，在很多基金公司都多多少少养着一些特殊员工。他们平日干活不多，工资和年终奖却从不少拿。这些特殊员工通常都和渠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太不公平了。干活的拿的少，不干活的拿的多。”一位基金公司市场部的新人对记者发牢骚。他刚去不久就发现了其中的门道儿。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上海一位老十家基金公司的市场总监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析。

　　除了公司内部的不公平，很多市场销售部门的员工还提到了行业间的不公平。

　　为了打击基金销售的无序局面，证监会出台了新规禁止基金公司向银行支付一次性销售费用。但是其他资产管理公司却并不受这一规定限制。当基金公司和他们之间产生同类产品竞争时，基金公司明显感受到了不公。

　　“性价比降低，又不公平。很没意思。怎么猎头还不来找我啊！”一位合资基金公司的媒体经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逃离记录：基金经理变动过百 华夏一下跑三个

　　基金经理们转会的风头较去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转投私募者大有人在

　　2009年一波小牛市造就了一批基金经理，随之而来便是今年弃“公”投“私”风云再起。

　　5月19日，银华基金公告谢礼文因个人原因辞去银华全球核心优选基金经理职务，现任基金经理黄瑞麒将单独管理该基金。同一天，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经理李浩东也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务，该基金将由黄亮、徐明宇继续负责管理。

　　隐而未现的，华泰柏瑞基金公司的专户投资部总监陈剑平日前也低调离职转投私募。银华基金的专户投资团队有三名投资经理集体出走，其中有一人转战其他资产管理公司。公转私的势头从基金公司的公募业务蔓延到了专户。

　　转“私”风云再起

　　基金经理虽然不是基金公司的高层，但鉴于其直接管理基金产品的特殊性，他们的离职更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通常来说，每年的一季度和二季度都是基金经理们频繁转会之际。年终奖的发放，总会催生出一些基金经理离职的愿望。

　　1月6日，王勇辞任泰达荷银成长基金(现为泰达宏利成长基金)的基金经理职务。他是今年离职的第一位公募基金基金经理。

　　2月4日，华夏基金仅次于王亚伟的二号投资人物，华夏红利、华夏复兴两只基金的“掌门人”孙建冬及其同事华夏成长基金经理巩怀志、华夏稳增基金经理张龙亦相继离开了华夏基金公司。这是开年以来最震撼业界的连锁基金经理跳槽。

　　春节之前，南方基金老将苏彦祝宣告离职。同期离职的还有东方基金公司副总经理付勇，此前他曾单独管理东方精选并与于鑫合作管理东方策略。东方精选是东方系规模最大、业绩表现最为出色的基金，2009年收益排在股票型基金中的第11位。

　　以上这些人物在离职之后的三个月缄默期内，均没有传出远走其他基金公司的消息，因此业内估计很大可能是转投私募。

　　孙建冬的动作最快，公告仅仅一个月后，便成立了北京鸿道投资有限公司，并与山东信托合作发行了首只私募产品“鸿道1期”。

　　频繁的基金经理离职仅仅是拉开了今年公转私的序幕。

　　2009年，公募基金经理变更次数高达249次。涉及154只股票方向基金和45只固定收益类基金，为近四年来最高纪录。但据天相投顾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共发生基金经理变动达到50人次。二季度开始至5月19日，已有近30家基金公司53起基金经理人事变动。今年基金经理们转会的风头较去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对离职的基金经理去向做出统计。但其中，转投私募者大有人在。

　　最近一起基金经理辞职案发生在5月19日，银华和南方两家基金公司的QDII产品基金经理在同一天公布因个人原因离职。这两只基金产品自今年以来，在有数据统计的12只同类产品中分别排在第7名和第9名。

　　专户加入转私大军

　　基金经理“公转私”已成家常便饭的同时，今年又出现一个新的迹象，那就是专户投资人才逐渐流向其他资产管理公司。

　　理财周报独家获悉，华泰柏瑞基金公司的专户投资部总监陈剑平日前低调离职转投私募。该人士在国内目前的专户投资人才中堪称第一梯队人物。

　　此前，银华基金公司专户投资团队三位投资经理集体提出辞职。其中一位去了非公募行业。

　　作为基金公司的非公募业务，专户投资近年来俨然成为各大基金公司的最爱，特别是在去年“一对多”业务开闸之后，更是风生水起。

　　因为“一对多”的设计移植了为持有人获取绝对收益的理念，并给予投资经理资产配置较大的权限，这样便拉近了“一对多”专户和私募两类品种的相似度。曾有一度，业内怀疑私募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一对多”专户的极大挤压。而很多公募基金“一对多”产品的陆续发行及闪电募集结束的好消息也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为了将专户业务做大做强，同私募与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竞争，很多基金公司都从公募业务中调配大将担纲投资总监或投资经理。一些基金公司甚至不惜重金从券商挖角。

　　“我觉得做专户挺好的。一方面可以依托公募基金的投研和市场队伍，另一方面又可以得到类似于私募的业绩提成回报。”一家广州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对理财周报记者称。

　　但是，今年开始的“专”转“私”现象证明了业绩提成能够留住人才是一个悖论。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已经习惯了私募基金运作灵活的大客户，对基金“一对多”一时间仍是“想说爱你不容易”。更重要的是，除了不需要像公募基金那样每日公布净值之外，监管层对专户的监管体制仍和公募业务一样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