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于东智 黄静
无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过热始终是引发信贷失控的重要前奏。
从建国以来的信贷扩张历程来看，中国一共出现了四次较为明显的信贷规模失控现象，这种超出经济周期范畴的失控往往会影响货币政策和国家宏
从政策实施经验看，平抑信贷失控应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适度收紧货币政策；调整信贷结构，遏制投机性需求；改善财政收支，加强政府融资平台监管；改革汇率体制，降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等。
一、1958-1960：大跃进时期的信贷扩张
1958-1959年出现了建国后首次信贷的超常增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信贷规模增速最高的一次。这一时期，在“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银行信贷基本原则和管理制度被当作生产发展的“绊脚石”予以废除，导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比例失调和货币信贷失控，银行各项贷款出现了狂飙式的增长。信贷总额在1958-1959年期间分别达到477.7亿元和798.1亿元，环比分别增长72%和67%。
基于经济活动与信贷资金的过度扩张，国家做出了一系列加强货币信贷调控的政策决策。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该决定就是新中国金融史上著名的“银行六条”。经过三年的努力，进入1964年后，国家财经状况开始出现根本好转。
二、1984-1986：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分设后的监管缺失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复苏，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增加，特别是1986年推行财政“包干”体制后，为解决由此引发的财政赤字，人民银行被迫实行“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信贷扩张。1984-1986年期间，信贷总额从4766.1亿元增长至7950.8亿元；新增信贷总额则分别达到1176.2亿元、1139.5亿元和1685.2亿元。
另外，这一时期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分设后监管体制并不健全，导致信贷需求迅速转化为信贷供给的扩张。首先，人民银行在管理资金时只专注于对专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为专业银行挤占资金提供了方便。其次，四大专业银行分设后，各专业银行以追求贷款数量为主要竞争手段，导致很多应予以控制的贷款注入流通领域。再次，为规避从1985年起实施的信贷资金管理责任制，各专业银行纷纷争取在1984年底多借用人民银行的资金，进一步加剧了信贷失控。
针对经济过热与信贷过度投放，当年11月国务院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控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但货币信贷“双紧”政策导致了经济增速下滑，政府迫于1986年开始实施 “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引起了1986年新一轮的信贷扩张，经济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胀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强化中央银行对贷款的季节控制，并将贷款控制权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
总体看来，1984-1988年期间宏观调控仍然是处于短缺时代的宏观调控，大量运用行政手段，缺乏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另外，政府基本上采取的是“相机抉择”政策，但政策调整过快过频，致使经济波动较大，调控效果并不理想。
三、1991-1997：国企改革与信贷财政化
1991-1997年期间，贷款总额由17680.7亿元提高到74914.1亿元，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在1992年和 1993年更是达到了23.36%和25.15%。本轮信贷扩张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信贷软约束及信贷资金财政化是重要动因。
首先，受金融抑制的影响，银行利率水平长期偏低，实际利率基本上是负数，这意味着企业使用信贷资金基本上是一种无代价的行为。
其次，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在资金获取方面进行了 “拨改贷”的调整，由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各级党政及企业主管部门通过各种形式向银行施压，倒逼其向企业追加贷款。
再次，政府干预以及信贷财政职能混乱引发的信贷资金财政化也是本轮信贷扩张的重要诱因。
最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仍然不高，国家往往越权，国有企业经营困境“倒逼”产生的信贷需求与信贷资金财政化得以实现。本轮贷款扩张主要集中在短期贷款领域，特别是工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和农业贷款。
股份制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呈现相对高的增长速度，1994年股份制银行实现贷款总额环比上升29.11%，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信贷规模的扩张。
针对信贷过度扩张，政府1993年下半年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并积极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配套改革。
货币政策方面，中央开始推行长达4年的大规模宏观调控，主要包括整顿金融秩序、推行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控制基础货币投放，1996年正式将货币供应量确定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发挥利率杠杆作用积极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调控信贷规模等。通过4年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四、2002-2004：“非典”与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信贷扩张
2002-2004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首次出现信贷超常增长。期间信贷总额达到了178198亿元，其中2002-2003年期间信贷总额年增长率为16.90%和21.10%；年新增贷款额分别达到18979亿元和27702亿元，新增贷款环比增长率达到了46.62%和45.96%。这一时期投资、出口、消费增速强劲，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
从金融市场来看，2003年前后股票市场持续低迷、企业债券市场严重萎缩，企业融资更加依赖银行贷款，诱致货币信贷迅猛增长。
从外部经济来看，2003年国内外普遍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诱使境外资金大量流入，派生了大量的基础货币。2003年，基础货币中外汇占款达到了66.63%，较2000年提高了26.93个百分点。
最后，从金融体制改革来看，2002年以来，各银行普遍加强了利润考核指标，金融体系中出现了自发性的信贷扩张趋势。另外，各商业银行试图通过扩张贷款规模降低不良贷款比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信贷扩张。同时，2003年银行业超额储备充足，具有较大的扩张空间，使得准备金率等调控措施的有效性下降。
在此轮信贷扩张中，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并没有出现过度的增长，中长期贷款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以工、农、中、建为首的大型国有银行仍控制了绝大部分信贷资源。与此同时，以股份制银行为代表的其他金融机构成为推动信贷增长的重要力量，贷款总额增速远高于大型国有银行。2003年，其贷款总额较2002年增长了30.79%，而大型国有银行则增长了16.79%。
由于2002-2003年期间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为复杂，财政部门主要以积极的政策支持经济的适度增长；中央银行则更多依靠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控制信贷规模超常增长。
中央银行顶住各方面压力，在2003年8月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升至7%，2004年4月又进一步提升至7.5%，力图抑制信贷规模的扩张。同时，通过公开市场债券交易回笼基础货币，以抑制外汇储备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加；加以适度降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实现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
2004年3月中央银行首先提高了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基准利率，同年10月，中央银行开始上调各项存贷款基准利率。此外，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银行实施了加强房地产等行业信贷管理、加强窗口指导、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及再贷款浮息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一系列政策操作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的金融调控由传统的直接调控方式向主要利用经济手段的间接调控转轨的进程。
（作者供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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