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这个概念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可见它道出了某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就一个国家来说，一般“硬实力”（HARD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
软实力：披上感召力外衣的文化
崔卫平/演讲
“软实力”是一个对外的说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语言。这个东西说穿了，就指的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化”。只是在这个新的说法当中，“文化”被披上了一层“吸引力”、“感召力”的外衣。
顺着这个“软实力”的思路，需要问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才具有“吸引力”？才能“拿得出手”？最有可能的是，一件好东西，好的文化，只有对自己有吸引力，才能够对于别人有吸引力；对自己的同胞能产生感召力，才能够对他人具有感召力。一种智慧首先要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对他人有所启迪。
当文化遇到危机时，也正是重新思考其意义的时刻。文化这种东西，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的，不是“文艺演出”，而首先是为了人们自身的存在，是为了能够养育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们，让他们得以安顿。文化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也提供关于人们自身的解释，并提取、提升人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
关于文化的特点与位置，我们可以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南方周末》近期有一篇上海学者姚大力的文章，其中说到运用战车打仗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常见的战争形式，但不是每个国家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造出更多的战车，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强大。当时的礼制对于不同等级的国家有着严格规定，所谓“万乘之国”、“五千乘之国”或者“五百乘之国”，这些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规模，也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所在。
然而，打仗的规则，并不是由战车最多的“大国”来规定，而是遵循一定的礼仪，这在双方都是约定俗成的。比如要等对方都准备好了，鸣鼓之后一起动手。公元前638年，宋国和楚国在泓水边作战。宋国先到达战场，列好队形，而这时候交战对方的楚国虽然已渡过河，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布阵，这时候如果宋国出兵，一定会将楚国打败。但是宋襄公是个遵守礼仪之人，战争的礼仪就是“不鼓不成列”。结果是，提前到达事先准备好的宋国被打败。
战争中的这些礼仪规则，是今天称之为的“软实力”所在。这位宋襄公是一位有文化的人，是一个讲信义、守礼仪的人，而不是一个战争抢劫犯、暴徒。如果仅仅从成与败的角度来看，这位宋襄公是一位失败者，但是如果论“感召力”、“吸引力”，那么，当年与宋襄公打仗的那位楚国国王没有人记得他了。这个故事其实并不表明“仁义之师”的失败，宋襄公败在应该更多训练他的军队，令其拥有作战能力。
我们知道先贤孔子 “克己复礼”，“礼”是指在他之前的西周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到了他所处的时代，它们已经式微，人们依据强力、臂力而占天下，不讲信用和仁义，令这位中国最早的人文主义大师忧心忡忡。在孔子看来，人不应该依据他的自然本性而行动，想要什么便不择手段，这会让人倒退到禽兽的地步，“无异于禽兽”。相反，人是需要训育或者化育的，这就是文化最初的含义之一。
从中我们能够找出文化的一些基本起点，看出文化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基本不同。
称之为文化的活动，最早的比如纪事、诗歌、哲学等，它们不是从物质世界的某个地方开始，不是产生于物质世界，这一点与经济活动大为不同。经济活动的基础主要是生产与交换的活动，生产是将一种物质形态转换为另外一种物质形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最终将矿石变成汽车，将种子弄成棉花再做成五花八门的衣服包括漂亮的时装，交换是将一些生产和生活资料运到另外一些地方，他们手中的东西，能够转换为实物，或运用实物来加以衡量。
而文化的活动不然，不是来自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质世界。文化是通过符号进行，人们所使用的汉语、英语或法语，所使用的中文的“一二三”或是阿拉伯数字“123”，包括过春节还是过圣诞节，以及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都是人为规定的，是约定俗成的。而在某些“礼仪”、“礼节”的背后，拥有某种特定的含义，也是经过阐释之后放进去的。人们通过这些规定和解释，创造出这个世界的人文秩序，让他们的心灵得以安顿。
同样，文化的活动也不是来源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与战争有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征服他人，实行统治。在某些政治强权的情况下，文化有可能被政治所征用，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文化有自身出发点、自身轨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是人们自我改进的一些技术和艺术，其中也包括对于统治者的驯化和改进。
这样说，放在孔子身上也合适。孔子希望统治阶级能够听进去他的学说，按照他的方案统治天下，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学说是统治阶级所喜欢的。正是因为当时统治者实际上并不欢迎孔子那些东西，所以他才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下场。统治者们只是在需要装潢门面的时候，抬出孔老夫子，借用一下，貌合神离。秦晖先生说，中国统治者其实骨子里是法家，他们所实施的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不是儒家。
我再举一个例子。孟姜女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的真实性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令人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孟姜女将长城哭倒这个举动，而是这个传说流传了两千多年这个事实，在民间这个故事一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戏曲创作的重要灵感，不断被改编为不同剧种，在今天还拍成了电视剧。我小时候还没有上学，就从不识字的祖母嘴里听说了这个故事。
人们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于暴政（以秦始皇作为代名词）的不满，对于统治者庞大意志（不顾人死活）的怨恨，尽管“哭”仅仅是一个最大限度的诉求，没有比这个更低了。同时这个故事也传递出对于生活的渴望、对于亲人的关爱。千百年来人们反复咀嚼这个故事，他们自己身上一些积压的情绪，于其中就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释放，他们感到自己身上被压抑的情绪，得到了安置和安顿，同时也十分侧面地表达了对于统治者的规训。
历来的统治者没有将这个故事禁掉，令人感慨。“长城”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在古代甚至不是象征，而是国家力量本身；小女子孟姜女将国家力量哭倒，将其削弱，岂不是犯了颠覆国家的罪行？但是我们的古人不这么想，他们有着足够的智慧来面对这个问题。现代人替古人这么去想，也许是可耻的。
放在我们今天的议题中，长城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硬实力”，而孟姜女哭长城则代表了某种“软实力”。“软实力”不同在于，它不是直接来源于“硬实力”，不是硬实力的软性翻版，乃至不是直接服务于硬实力。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有自发自为的起点。孟姜女的这个故事，体现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思想感情，体现了从他们的立场上，看待周围世界及看待自己的诉求。当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这个故事中得到说明和接纳，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便令人放心一些，更加适宜人居住一些，尽管解决问题还要等到下一步。
文化的这个起点，还可以通过孔子对于《诗经》的编纂可以得到说明。《诗经》中远远不仅是爱情表达，“关关雎鸠，在河之舟”，比如这一首，它形容自然界电闪雷鸣，噩兆历历，可是统治者还是无动于衷，不听警告：“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緈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賀莫惩！”孔子将这样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并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的“观”和“怨”，都涉及了统治者必须听到老百姓的怨怼不满，作为对于自己的提醒。在某种意义上，封建王朝因为将天下视为自己的，于是他们便想到了为自己的千秋万代负责。当然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矛盾与对立，美梦总是做不成。
文化的这个不同起点，在今天有着更好的表述，这就是“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区分。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而“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是构成相当张力的。“文化现代性”前提即“除魅”，它指在现代社会中，不再（应）存在那种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力量，它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接下来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理性”、“个人”、“多元”、“平等”，则成了“文化现代性”的关键词汇。
这一套文化现代性的基本起点，也为现代政治以及经济活动，提供了现代世界的基本框架、界限和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文化现代性”，给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乃至经济活动，描绘了基本世界图景，为其准备合法性依据，或为其输送力量和源泉，即人们应该从文化中汲取力量和灵感，而不是相反。
抛弃工具化的软实力
张闳/演讲
所谓“软实力”，我认为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内，可能是很有效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对这样一个提法我觉得应该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警惕，一个政治幕僚提出的实用的政治概念，跟人文概念的目标应该有所不同。
在我看来，这个词本身透露出相当浓重的政治功利主义气息。这个被界定为“软”的东西，无论其核心内容究竟如何，一旦作为实力来展示，在动机和效果上和相应的“硬”的东西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同样是一种实力的展示，只不过原先是展示肌肉和拳头，现在展示气质和修养。
在讨论的一开始，强调对这个概念的警惕和批判性的立场，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判断所谓“软实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属于何种性质，价值何在和最终指向什么。否则，它就可能依旧跟“硬实力”一样，是一种攻击性的东西。如果一旦软的也不行了，就将被抛弃，人们可能会相信还是用拳头说话更为有效。这个必要的逻辑前提如果没有得到澄清，后续的谈论都会变成一个危险的东西。
“软实力”或“硬实力”，词根都是“实力”，软或硬无非是对实力的一种性质界定。但在人文的角度看，软还是硬，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硬实力”是可以看得到的，甚至可能让人畏惧的东西，经济、军事、国土、资源、人口等。而一般来说，“软实力”涉及文化，包括制度、生活方式、精神、价值等层面的东西。
落实到“软实力”本身，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层次的东西：一是文化原创力。今天，我们的文化面临的最严重的病症，就是原创力的丧失。无论在经济、产业方面，还是在娱乐、文艺等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山寨版”充斥。一个“山寨大国”，永远不可能成为文化大国，更不可能成为有文化影响力的大国。要么就是拿一些古老、陈旧的东西来翻新一下，看上去色彩斑斓，实则是没有生命的。
另一个是文化传播力。这是国内舆论在谈到“软实力”的时候强调得比较多的一个方面，比如说传播手段、介质、平台等。但这些方面，更多的属于“硬实力”部分，基本上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表面上看起来传播文化，实际上还是一个硬实力的展示。而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制度制约因素、人才创新因素和价值核心因素，才是文化传播效用的保证。
“软实力”当然也能看得见，但它却并不是要刻意用来展示和表演的东西。展示实力就需要他人的信服，可如果“软实力”的展示未能让他人信服，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动用硬实力强迫信服呢？
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同，而认同是诉诸每一个个体的情感、信念、价值取向的自愿的选择。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和潜移默化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对核心价值的认同。在价值缺失的情况下，文化实际上就面临空洞化，认同危机亦潜伏其中。而缺乏核心价值支撑的文化 “软实力”，还能有多少感召力，是很可疑的。
刚才崔卫平女士谈到传统文化的价值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十分赞同。不过，崔女士说孔子的价值核心是“礼”，这一点尚有疑问。我觉得孔子思想中的价值核心应该是“仁”，而不是“礼”。“礼”是制度，形式方面的东西，通过礼仪呈现出来精神内核应该是“仁”，否则，表面的礼会被视作某种徒有其表的东西。
整部《论语》处处讲要复“礼”，但孔子的真实目的却是要实现 “仁”。“礼”是手段，“仁”是目的。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实践中，基本上还是把《论语》中的核心价值当成是具体的治国平天下的“权术”。“仁”是一种价值，不是一种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可以立竿见影的实力，因而，真正的仁政在历史上从不曾见过。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因为人们把“礼”的一半留了下来，把“仁”的一半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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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关注“软实力”成为一种潮流。但正如通常所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质上还是把文化当做一种形式化的工具，文化还是属于“礼”的部分，是一种装潢门面的东西，好比过节的时候需要放放鞭炮，敲锣打鼓热闹一下。这些表面看似有吸引力的，实际是一个空壳。上海世博园区乍一看是一个很好的城市空间，但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一个舞台而已，是一个被搭台的东西。里面除了游览的人群之外，并没有人居住，没有生活。看上去很美，却不是生活。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甚至连经济的戏也并不真正唱。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化的病症，是一百多年来积劳而成的“进步妄想症”。这种“进步妄想症”把发展和进步神圣化，当成人类生存活动的全部，进而将一切事物工具化，一切为了一个进步的目标。起初是动用经济杠杆的力量，现在发现，单纯的经济活动无法持续发展，于是，还需要有一些文化东西来补充，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一般地看，这一变化显然是一种进步。可是，一旦“软实力”也难以驱动发展的可持续性时，文化照样可以被抛弃，“软实力”照样可以弃之不顾。如果不抛弃这种“进步妄想”的逻辑，所谓的“软实力”依然是一个工具。而工具化的“软实力”，是无法真正成为一种实力的。
关于“核心价值”问题，需要做更细的论证方可准确地表达。但一些基本东西还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价值，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是不是普世的，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人之为人，无论是中国、西方还是其他民族，都有一个大体一致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孔子之所以至今还有其精神价值，不是在于他对“礼”的强调，“礼”早就过时，例如见到父母要跪拜等。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通过跟人与他人的关系，来确定自我价值，这一点跟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如基督教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只不过西方更强调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实现，在个体内在精神的自我完善方面，西方人本主义和中国儒家思想也是相通的。修身，是作为君子的行为习得和自我从外部形态到内在精神的修养和化育，这也是一种人本文化的东西。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则强调由知识、教养、博爱精神所建构起来的理性，作为人性的核心部分，这些文化精神在其根本之处都是相通的。重新认识本土文化，寻找与他民族在精神内核中的相通性，并相互补充其不足，这是文化生生不息的驱动力。
刚才，崔卫平女士谈到了我们讨论“软实力”问题的逻辑起点，我非常赞同，认为必须首先澄清这些问题。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必须要有普适的、内在的价值核心，以及终极的价值指向。没有这些东西，文化必将沦落为虚空。急功近利的文化传播活动，仍然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功利主义在作祟。多少年来，至少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已经吃了不少这个苦头。搞一个东西好像很有用，一旦效用不明显，就立即抛弃，再换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社群，还是整个民族至今依然缺乏稳定的、有效的、相对恒久的价值核心，更多是一些临时的替代品。缺乏共同的、整体性的价值核心的认同，文化传播又能传播什么呢？今天传播这个，明天传播那个，最终曲终人散，留下的将还是一片精神的空洞。在这些问题上，人文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担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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