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需要正名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话的意思是说凡是都要先师出有名，然后才能名正言顺、言顺事成。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名正言顺这件事其实很是少见，往往落入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尴尬境地。

　　之所以先说这段话，是因为广州本田零部件厂 的“停工”事件。该厂的工人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并不能让人满意，所以在统一了意见之后，采取了“停工”的措施，目的是要厂方答应涨工资，目标要求大概是每人每月涨500元左右。这个“停工”事件导致其他本田工厂也相继停工——这个倒是真的停工，因为没有配件了。在网上搜索图片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停工”的工人把守住了厂门，已经不能算是消极的停工。

　　很多新闻机构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大致都用得是这“停工”两字，其实谁都知道那完全不是“停工”，根本就是“罢工”。就像报纸上现在说起“散步”，其实也就是游行而已。这么一个表面上的转折与委婉语，这个报道就很荣幸的面世了。直接要是说罢工或者是游行，估计与社会和谐有碍，很难得见天日。但这有什么区别么？说本田的工人是停工，难道就减弱了其争取自己权益的力度？说番禺市民去市政府散步，难道就改变了他们维护自己生存环境的决心？这种委婉语而道出真相的情况，或许可能在纸面上软化这些行为所代表的意义，实际上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但也不能说这种软化措施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在本田的罢工行动当中，因为担心受到报复，罢工的工人在罢工时都戴着口罩，也不肯推选谈判代表。但他们向记者展示厂方要求员工签字的“承诺书”。工人们说：“没有一个人在上面签字。”

　　按说工人罢工抗议是再自然不过的权利，只要使用得宜，并不会造成社会真的混乱，倒是使得利益诉求有了一个发泄口、有了一片谈判的空间。但在这种刻意回避、刻意软化的状态下，罢工的权利反而成了一种暧昧难明的东西，最终竟然连罢工的诉求都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工人不肯推选谈判代表，这就无法使这种要求权利的行动走上正轨：双方通过谈判妥协，然后大家重新开始工作，接着创造社会财富。

　　只有承认了工人罢工的权利，为其正了名之后，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要知道，强行压制或者弱化罢工事件本身只能得利于一时，只有制定了合适的流程与保证，才能使双方形成博弈与妥协，最终使得社会有一种动态的稳定。什么叫做与时俱进？稳定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因为社会基础在随时变化当中，稳定的条件也就在变化当中，而这个变化是要由博弈来完成的。

　　在为罢工正名的同时，还要给工会正实——也就是让公会能够成为真正的工人组织。我们知道，工会在我们这里算是一级政府机关，国企的工会在车间一级就已经算是脱产的干部了，在三资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工会不是不完整就是资方一手操控，也失去了代表工人利益的职能。

　　工会的组织与目的大概走过了几个过程。最早的时候组织工会确实是为了争取劳工权益，等到建国之后，一切都是国有、集体所有，工会本身存在的意义在理论上有所弱化，因为在当时的理论基础里，工人本身不可能与企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他们的利益与企业也是一致的，这其中还暗含着与国家利益统一的逻辑。

　　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方日趋多元。不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当中，资方与劳方的利益有所分歧，就是国企当中，劳资双方也并非是利益共同体，依然有着巨大的利益差距。在这种状态下，显然原来的工会组织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架构上，都已经不适应新的利益分配的形成与维护。

　　这个时候，重建新型工会组织已经是当务之急，如果不能建立适合时代发展的工会组织，使得代表工人利益这句话落到实处，工人自发的对抗活动依然会不断发生不说，因为没有了合适的组织与引导，被强制取缔固然容易一些，但变成燎原之势也有可能性存在。

　　所以，为罢工正名、为工会正实已经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只能有效于一时，这个“一时”的甜头，最终会酿成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