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全球复苏疲弱 中国不会出现严重通胀

　　背景：今年以来，CPI上涨迅速，资产价格涨幅迅猛，通胀预期强烈。通胀不仅会导致人们的财富缩水，而且会影响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富士康发生连跳惨案虽然原因众多，但员工的经济压力也被认为是一大诱因。中国是否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哪些因素会影响通胀？通胀给中国经济将带来哪些风险？如何规避？6月1日，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做客搜狐财经，对以上问题进行解读。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嘉宾：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主持人：魏喆

　　年内CPI将连续走高，7-10月达到高点

　　搜狐财经：今年4月CPI由负转正，其中食品、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有观点认为，这表明价格总水平进入了一个加速上升的通道，对此您是否认同？

　　鲁政委：我认为这一观点不完全正确。CPI目前我们用的是同比，而西方用的是环比。其实，同比并不适合作为衡量物价最新动态的指标。单纯地以同比CPI转正来判断物价是不是在上升的，我觉得不合适。应该更多地看环比是否比往年的平均水平更高。按照美国的标准模式，是应该用X1、X2计调之后看看缺失项，但问题是中国官方的计调方法没有出来，如果我们直接用美国的X1、X2，与中国的生产生活习惯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和往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可能更合适。今年前3个月我国CPI的环比都没有比往年更高，只是到了4月份才首次出现了高于往年的情况，这还算是正常的。如果未来一直相对于往年是偏高的，就说明CPI的确进入了一个加速上升的通道。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年内CPI的走势如何？

　　鲁政委：我认为，年内CPI应该是一个连续走高的走势，并不一定每个月都比前一个月高，而是说年内的高点还没有到来，我觉得年内的高点更可能在7月到10月份之间达到。

　　搜狐财经：目前推动CPI上涨的因素有哪些？

　　鲁政委：可以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角度，宏观经济学家其实并不关心哪些东西在上涨，也不认同结构性通胀的说法，站在纯宏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两个因素是带动通胀上升最主要的动力。

　　第一个是前期过度投放的货币，第二个是经济的扶助。我自己形象地把所谓货币的投放称之为通胀的必要条件，就是有了货币才会有通胀，但是不是有了货币一定有通胀，在什么时候通胀会出现，取决于经济什么时候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上。

　　当然，站在一些人惯常的数细节的角度来看，说食品或者说非食品中哪些可能成为推动未来CPI上涨的因素，如果非要列举一下的话，我觉得这几个因素还是值得关注的：一是国际大宗商品，这个非常关键。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而主要的原材料都还是依赖于进口。国内经济越来越多地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连接在了一起，不仅生产，也有消费，包括老百姓的消费。比如，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卖出了那么多汽车，原油价格的上涨肯定会影响更多人的生活。二是猪肉，虽然现在看来不是一个问题，但长期来看，它的地位就是这么重要。像生猪这样生产周期偏长的商品，如果养殖户觉得无利可图，就会出现快速去库存的情况，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很可能会出现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另外，传统上一些不太上涨的项目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可能出现上涨。比如，中药最近几个月的上涨速度非常快。还有服装，过去一直都不太涨，在这一轮价格涨势明显。如果未来服装当中化纤制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再加上棉花价格快速上涨，那就会成为推动CPI上涨的具体因素。

　　中国发生严重通胀的可能性不大

　　搜狐财经：我们看到，今年除了食品价格上涨迅速，非食品价格也出现了快速上涨，价格上涨的传导在加速，也加大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那么，年内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有多大？

　　鲁政委：200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出现剧烈波动的话，中国的非食品价格水平都还好。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套用官方的说法就是“存在过剩产能”，所以一旦出现价格快速上涨，我们就能快速地供应。只有一些供给可能受到限制的非食品，比如煤炭，经过整合后，煤炭供应的集中度大大提高，它对市场的竞价能力就更强了，再比如成品油，除了国际因素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只有少数几家企业可以提供，这类非食品价格比较容易出现上涨。但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年内发生严重通胀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从年初以来，我一直都认为今年的通胀会是温和的。温和是什么含义呢？也就是说，我觉得年初政府制定的CPI增长保持在3%左右的目标是能实现的。

　　全球经济复苏疲弱，三因素抑制通胀

　　搜狐财经：那么，哪些因素会抑制通货膨胀？

　　鲁政委：我觉得抑制通货膨胀的力量有这么几个：第一，货币的供给。与去年相比，今年政府已经加强了对流动性的调控。第二，虽然今年中国的经济在继续回升，但是预计不会超过潜在增长速度。我自己分析出来的潜在增长区间是9%到10.5%之间。第三，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如果全球复苏弱于预期，那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涨不高。目前来看，今年全球的复苏都比较疲软，所以最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一度上涨后又出现回调。这就已经表明我们年初的预期是对的。

　　搜狐财经：CPI的统计中并不包括房价，但是，考虑通胀问题却不能忽视房价。今年房价上涨十分迅猛，这对通胀的影响程度如何？

　　鲁政委：我觉得房价的上涨一方面会影响CPI当中的价格，另一方面也作为资产价格影响通胀。影响CPI主要是通过房租，房租往往会随着房价上涨。房价作为资产价格上涨，会诱导出人们通胀的预期。但是，经过四月中旬出台的房地产调控，如果这种态势未来能够继续保持，我觉得资产泡沫化的风险其实已经大幅度下降了。这也会在一定程度降低市场对通胀的预期。这其中当然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房地产严厉地调控会导致未来投资可能没有想像的那么迅猛，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也不会超预期的强，未来的通胀也就不会有预期的那么高。

　　要素价格改革势在必行，资源价改有助于管理通胀

　　搜狐财经：关于通胀的预期，中金公司最近的报告称：4月份通胀水平的攀高主要反映了水、电、气、成品油等资源价格调整的政策性因素影响。在您看来，资源价格改革是否会进一步增强市场对通胀的预期？

　　鲁政委：资产价格的改革短期内肯定会推高CPI或者说物价水平，但是从稳定长期物价水平来说，我觉得要素价格的改革还是势在必行的，只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才能真正治理通胀。如果要素价格总是低于市场，特别是一些资源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最后就使得这种资源被过度地消费，从而使得这种要素变得供不应求，再次推高价格。最典型的就是原油，原油的价格如果总是被控制住，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内消费量过大，就是过度地浪费，导致不得不从国际上大量进口。这样就会推高国际的价格。从长期来讲，资源价格改革有利于通胀管理。

　　货币流动速度加快，物价有上行压力

　　搜狐财经：从09年三季度开始，M1的增速已超过了M2，货币流动性已发生根本性变化。2010年，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是否意味着货币“泡沫”化正在形成？

　　鲁政委：现在看来M1增速超过M2，按照过去的经验M1高于M2，往往指向了物价水平或者是CPI水平的回升，就是说M1比M2更快往往也意味着货币的流通速度在加快，这个对物价在趋势上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结果，如果未来能够继续促使货币供给平稳的回落，那么M1也将继续回落，这样会对物价有缓解的作用，但是目前M1依然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会打断全球复苏进程

　　搜狐财经：最近，欧洲不断加剧的债务问题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不确定性，这是否会成为通胀的诱因？

　　鲁政委：我认为，目前出现的全球主权债务危机，不会打断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但是会削弱全球经济复苏的强度，这不仅不会成为通胀的诱因，反倒在短期内会成为有利于通胀保持低位的一个正面的因素。

　　当然，有人也许会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央行也走向了所谓的注水角色，或者是量化宽松，这个在长期会不会加速通胀？我觉得从高赤字过渡到高通胀，这中间有一个关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央行独立性的高低非常关键。如果说这些央行的独立性低，那就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简单地说赤字通过多发货币来弥补，但是，如果这些央行的独立性高，这个风险就被排除了。如果央行的独立性高，最后出现的结果不仅不是高通胀，反倒是意味着更低水平的通胀和更低水平的增长。直白地说，我认为这次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些国家的债台高筑，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是高通胀，而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的增长水平将会比危机前的水平更低，全球的通胀水平也将会比危机前的水平更低，因为它增长变得更弱。

　　搜狐财经：人们习惯用CPI和PPI数据判断通胀，但是这两个数据也有滞后的特点，在您看来，判断通胀只用CPI和PPI是否足够？

　　鲁政委：客观地说只用CPI和PPI其实并不够，特别是我们现在强调政策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是滞后的。但是怎样才能有前瞻性的指标呢？西方有一些比较好做法，比如说市场预期的调查，这个在中国其实做的不太好，因为目前我们的市场预期的调查有这么几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调查的对象太窄，我们官方的调查是过于集中在大型企业或者是国有企业身上，调查回收率百分之百，这个太厉害了。第二，国外有关于通胀的直接的调查，我们的央行也有，但是这个频率太低了，而且这个指标的连续性不够，这次用的是这个指标，下次用的是那个指标，所以我觉得调查问卷要标准化，同时要提高频率，比如每月一次。第三，西方有一些相对非常强化的资源，比如说通胀保值债券，中国是没有的，可以通过通胀保值债券来观察市场的通胀预期，这个在中国看不到。

　　也许有人说CPI和PPI只是看到了消费这一块，它没有管资产，所以它不是一个好的指标。我觉得站在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讲，这个批评可能是错位的。的确，宏观政策过去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忽略，或者说关注度不够，这是一个失误。但是，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价格泡沫上并不是一个最佳的工具，最佳的工具应该是监管。简单的说，这个批评没有批评到正确的地方。也许还有人说，只从CPI和PPI判断通胀不够，原因是两个指标在目前中国统计当中可能跟老百姓实际的生活成本有偏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统计部门应该改正的，但是不能因此而说用两个指标判断通胀不科学。

　　宏观调控或将促使资产价格回调

　　搜狐财经：如何来预防通胀，选择什么样的投资可以更好的规避通胀风险？目前很多人热衷于买房、投资黄金和农业股、资源股等。

　　鲁政委：怎样才能保值？说句实话，我现在并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以前我也是推荐大家买房子，但是现在有了房产税，未来情况怎么样，也不好说。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保值的方法。但是，我不同意那样的一种说法——通胀会推高资产价格，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未来会有通胀，所以股市会上涨，房地产的价格一定也会持续上涨，黄金的价格也会持续地上涨，我觉得对这样的说法大家要保持清醒。如果它是一个温和的通胀，就是货币政策并没有出手去严厉打击，这样资产的价格跟通胀的走势是一致的，简单地说通胀高一些，那么资产的价格也会上升，但是如果说最后成为宏观调控必须解决的问题，开始来治理通胀的时候，开始快速出台政策的时候，这个时候资产的价格可能就面临回调了。

　　负利率不应成为加息的理由

　　搜狐财经：目前中国负利率状况已经持续数月，长期负利率可能会加剧企业、家庭和个人对于通胀的恐慌。为什么央行还没有采取加息行动？在您看来，加息的紧迫性如何？

　　鲁政委：对于负利率的问题，我一直都认为负利率不是一个很好的货币政策的规则，原因是这么几个：第一个理论上的负利率在经验上要看它是不是负利率并不容易。这个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到底是以当期的CPI比上一年定存，还是应该用过去的12个月平均的CPI比上一年定存，还是居民存款加起来的平均利率比上当时的CPI，还是当期的平均利率比上过去12个月的CPI，还是说是贷款和CPI相比，这个现在都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理论上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但是到实际操作上变得非常不清楚，这是第一个层面，我觉得它不适合作为政策的规则。

　　第二个层面，退一步讲，按照最流行的说法，它也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规则。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最流行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说法是当期的CPI比上一年定存，这个问题由于当时CPI的波动是比较剧烈的，比如说你这个月可能看到它是正利率，下一个月你看到它是负利率，再下个月又是正利率，货币政策显然不适合于根据波动如此之大的指标进行评价的调整。

　　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用一年定存比过去十二个月平均的CPI，这样更稳定，没有问题，但是它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在通胀上升的时候，它会导致政策利率不足以抑制通胀，在利率下降的时候、经济下行的时候，你的政策利率不足以促进经济，这样的一个政策规则不是平滑经济波动，而是加剧了经济波动。

　　我们再退一步，我们站在第三个层面来说，除了中国的央行，还有没有其他的或者说哪个国家在说因为是负利率才加息，你仔细地观察主要国家的央行，没有一个国家的央行说我因为是负利率才加息，而是说他看到了未来的通胀将会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同时经济处于稳步的加速态势当中，所以它才要加息。所以我说负利率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规则，也不应该被市场申讨央行是否应该加息的一个根据，央行是否加息，主要取决于对经济是否稳步回升的判断和物价动态的判断。

　　沿海制造业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已到极限

　　搜狐财经：通胀背景下，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害最大，因为缺乏工资议价能力，近期爆发的富士康连跳事件，与此也有部分关系。在您看来，通常条件下，如何保护低收入群体的民生问题？国家应该采取哪些举措？

　　鲁政委：我觉得富士康这个问题不是因为通胀的压力带来的问题，而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问题。至于说富士康作为一个国际企业，简单地说它如果要达到既定的盈利能力，要么就是对外提高价格，要么就是对内控制成本。如果对外的价格无法提高，它必然压缩对内成本，而劳动力成本是内部很重要的一个成本。所以，这充分地表明，目前我们对于坐在沿海不动的这些企业来说，如果不进行产业转移，我们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潜力已经被耗尽。我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的低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除了，除非你向内地进行产业转移，这样还能够降低一些成本，对沿海一带这样的企业来说，留在原地，能够承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已经接近极限，我觉得富士康跳楼事件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了，具体到富士康这样一个企业来说，为什么平凡的跳楼事件发生在它那里，而没有发生在其他企业，我觉得富士康还是要反思的。目前媒体的解释是有缺陷的，或者是不足的，媒体说转型企业或者是新民工，难道这么多民工只在你的企业干活吗？那为什么在其他的企业没有跳呢？包括我们深圳一些政府部门表态我觉得也是欠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企业本身要有自己深刻地反思，而不应该把它完全推给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或者这代民工的特殊性，这说明它的反省还是很不到位的，我觉得这点应该清楚。

　　华为也是很辛苦的，但是，也没跳这么多人跳楼。从媒体报道我们知道，富士康的员工受到侮辱，被惩罚在公共场合站着，面壁或者被殴打什么的，你有什么理由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这本身就是侵犯人身权利的，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对你的员工进行体罚，我做错了你可以扣我的钱，但是没有人赋予你权力侮辱我的人格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所以，我觉得富士康自己的反省需要提高。

　　降储备、减顺差是自废武功

　　搜狐财经：对于我国外汇储备合适规模存在许多争论，一些观点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太大，“倒逼”央行发行了过量的基础货币。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外汇储备究竟保持怎样的规模合适？为什么？

　　鲁政委：对于外汇储备的问题，我觉得目前经济学有一个观点讲得很对，说满足欲望效用递减。估计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储备，所以很多人觉得我的钱已经很多了，所以总是过多地想到了钱多的坏处，没有想到钱多的好处。考虑到钱多的坏处已经被人讲得够多了，所以我就讲讲钱多的好处吧。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多大的规模好？这个规模首先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如果你选择了那样的一个规模，这样的一个选择对你是不是更好？我觉得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就可以了。或者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真的是坏处超过了好处？

　　首先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这样的规模你是不是可以选择的。其实我们不如换另外一个问题，简单地说现在如果你大幅度减少出口，大幅度增长进口，是不是对你的经济更好？我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几百年以来，经济上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追赶经济体的过程，无一例外都是充分地利用了这样一个出口的优势，然后通过出口充分利用了国内的资源，包括劳动力的资源，使得一国的经济能够实现过快地增长。你发现荷兰是这样，西班牙、葡萄牙是这样，英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最典型的、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日本是这样，亚洲的国家是这样，他们都成功地利用出口把他们的经济带到了当时全球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而目前我们通过出口也推进了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经济快速地增长，也使得我们把原本无法单纯依靠国内的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了，这是我们能够实现更快增长的根源。

　　鲁政委：但是我们到现在却没有能够像当年这些国家那样，把中国带到全球最发达的行列，然后国内就已经出现了如此大的要求抑制出口，抵制外汇储备增长的声音，我们觉得这样是不是在自废武功？我们是不是目前劳动力已经出现了不足？不是的，所谓沿海的民工荒不是没有人，而是待遇不够好。所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待遇相对好一点的沿海企业都不缺工人，说明我们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还需要依靠出口部门来充分利用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劳动力的资源，来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实现更快地增长，使得我们更快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正地把它压缩地很低，对你的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而且第二个不利我们也看到了，所有国家在亚洲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东南亚的国家都快速积累了储备，这也是恰恰我们能够实现亚太地区的经济体特别是东亚经济体快速复苏，不仅在危机当中没有受到冲击，而且实现了快速的复苏，很大程度上跟它巨额的储备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冰岛出现了问题，其他国家出现了问题，包括俄罗斯和越南当时差点一度出现了货币危机。以中国为主的东南亚高储备的国家都幸免于难，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高储备的国家，使得国际市场对我们保持强劲的信心，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

　　而且我们在这一轮危机中，中国的地位能够快速地提升，在国际上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声音被传递出来，在G20会议上我们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两万亿的储备，会有这样的结果吗？肯定是不会有的，俄罗斯、印度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国家，但是在G20会议上，他们受到的关注程度和他们发言的声音和地位明显不能与中国同日而语。包括现在美国人对我们的重视，如果不是因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储备，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我想说正是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在快速增长的那个阶段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有的国家在那个阶段都出现了外汇规模扩大导致国内货币被过分投放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说明你需要用国内的货币来对冲，而不是说钱多了不好，同时这一轮因为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我们也能够在这次危机当中大规模地走出国门，比如说实施了很多贷款换石油的计划，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是比较有价值的探索，就是对于外汇储备有效的应用方式。

　　对于说外汇储备怎样的规模才合适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评估的动态概念。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可能我们不能以一个固定的观念审视我们的储备，比如说你说8000亿就足够了，我觉得不能这么看。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特别提示的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过去很少有人讲到，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为自己保险采取的手段是积累储备的话，就是通过积累储备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安全，而这一轮危机之后全球的政策趋向都是债务平衡，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要更少进口，发展中国家要更少出口，这就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积累储备将比过去变得更困难，这就意味着全球的新兴经济体未来可能会因此变得更脆弱。就是说过去我是依靠自己有大量的储备为自己保险，现在这个没有了？那么这一轮危机是不是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得到改进了呢？也没有，在没有这种贷款人角色得到完善的情况，储备的减少将意味着新兴经济体未来会更多地置于风险之战。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更应该倍加珍惜我们的储备，否则未来中国将面临比现在更大的风险。就是说政策部门目前采取了一个策略，并没有被国际投资者审视这个国家的安全现象，他们并没有开始改变观点，就是说他们审视这个国家健康程度的角度并没有改变，比如说还是看你储备的高低，如果说你是逆差，你的储备在下降，就觉得你不太安全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方面，不能一味地减顺差，我觉得未来保持一个小额的顺差，哪怕是一个象征意义小额的顺差，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对保持国际投资者的信心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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