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盛宣怀打“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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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盛宣怀要打野鸡了，而且是联合自己死磕了十多年的老对手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英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麾下企业）、太古轮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英资太古洋行Swire）一起打。

　　这种变化有点让人眼晕。因为，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高高举起的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要从怡和、太古这些外商的手里，以“商战”的方式夺回民族利权。如今，枪口一转，敌人成了盟友。

　　“野鸡”的说法，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班”）严吉迪（H.B.Endicott）发明的。他在1891年写信给盛宣怀求和：希望联手“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

　　这些“野鸡”，就是独立于招商局、怡和及太古之外的轮船。这些大多是“洋鸡”，比如美最时洋行（Melchers）的“宝华”号，麦边洋行（McBain）的“萃利”、“华利”号，马立师行（Morris，Lewis & CO.）的“金陵”号等。因为这些“野鸡”的洋身份，盛宣怀打野鸡的行为，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视为对外商战的一部分。

　　其实，这些“野鸡”大多是“土鸡”。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几乎每家外资航运公司中，华商都占了相当大的股份。招商局成立的动机之一，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要“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参阅本专栏李鸿章吹起国企大泡泡）。但是，招商局一亮相，华商们就发现自己被卡在夹板中了：根据政策规定，华商只能入股招商局，而不得自行成立独立的民营企业，而且，中央宣示这一政策将维持50年不变（即至1920年代）。权衡之后，不少华商选择伴狮（外资）同行，而非与狼（国企）共舞，因为，与狮同行，虽被盘剥，但契约受到尊重，并且在外国国旗的庇护下，受到的官方骚扰就很少（参阅本专栏华商为何不爱黄龙旗）。而入股招商局这类“官督商办”的企业，不仅要贴银子，还得继续做孙子，伺候那些既不出资本、也不对国家负责的官商通吃的“督办”们，同时还得应对外商的竞争，等于是双线作战。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管理下的大清海关，就在报告中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多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而“猎鸡”勇士盛宣怀，此前曾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招商局自此废除“总办”一职，盛宣怀出任党委书记（“督办”），执掌大权。只设“会办”的管理层，成为其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日后盛氏羽翼丰满，提出“国退民进”的建议，试图进行类似MBO的改制，“官办”成为“盛办”，国有则成为“盛有”。

　　夺回了招商局的领导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让招商局成为会下GDP金蛋的金鸡，外树政绩，内得利益，盛宣怀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巨。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自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投放。招商局直接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批示：“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

　　大清政府两袖“清”风，但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官方下发一纸红头文件，招商局就住进了“财政输血”这个高干病房，尽管它患的是多种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接受的却是开小灶般的滋补疗法：减税、加价、增资：本就是独家垄断经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粮”）运输，得到了进一步的税费减免；对招商局轮船运载的茶叶，减征出口税，免缴复进口税；提高漕粮运输的费率，并且不再收取海运局公费；同时，暂缓归还官方投资款余额77万两。

　　这几招，招招大补，但招商局依然萎而不举、举而不坚。根据招商局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怡和、太古这两个敌人太强大。三方贴身肉搏得十分惨烈，争相杀价，三败俱伤，而招商局虽然难以雄起，却也撑住了，就因为背靠政府的大树，不仅有大笔的垄断生意，而且有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大清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供挥霍，但以一国之力去对抗两个公司，那还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厮杀之后的结果，就是三方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把枪口对准更为弱势的“野鸡”们。

　　联合猎杀“野鸡”的行动，成效斐然。怡和与太古看到，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而盛宣怀则欣慰地看到，猎杀“野鸡”、与外商大鳄结盟，令招商局的利润额直线上升。招商局股票如同服了春药，日益坚挺，从50两（1890年）飙升到140两（1893年），并攀上了200两的大关。这既是可以向上级大书特书的政绩，也是可以让子孙受益无穷的财富：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太平绅士；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中华书局）、《绝版甲午》（文汇出版社）、《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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