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溥：操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须慎之又慎

　　沈洪溥 经济学博士

　　据媒体报道，中国收入分配方案年内应会出台。不仅如此，有权威专家还认为，我们现在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条件，“年增工资15%，大多数人收入在五年内有大幅度增加”。听起来，愿景确实无比美好。但从现实出发，政策过于激进地操作居民收入需要斟酌。

　　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云者，其实并非本土化自主创新的结果。较切近的例子来自日本，是池田勇人内阁(1960—1964年)主导制定的，在1961-1970年间实施的发展计划。严格意义上，这是个宏观计划，涵盖了增加投资、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技等内容。在指标层面，池田版本也只是提出，“要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相形之下，我们“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显然要大胆激进许多，不仅有针对劳动者工资的增长目标，而且目标也高得吓人。

　　但从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实在缺少大幅提升社会劳动报酬同时，仍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稳定、就业充分的先例，因此，如果未来政策设计当真如此，未必能够实现皆大欢喜的和谐局面。

　　一是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看，我国居民劳动回报平均数大幅增长的基础还不够扎实。目前，我国GDP增速虽然年均保持8%以上，人均GDP已达到了4000美元，貌似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支持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仍以资本密集、劳动密集型为主，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创造时，效率还比较低。尤其在外向型制造业领域，劳动技术含量仍然有限，产品毛利率较薄，在此背景下，忽视产业升级的难度，一味以提升劳动工资为诉求，随着短期账面工资翻番，结果很可能是工人大量失业、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物价也可能失控。在此过程中，资本持有者通过炒作房地产、古董乃至股权，舍实体经济而入虚拟领域，同样可获取高回报。不仅无法改善贫者更贫、富者愈富的情况，还可能会更加严重。

　　二是从收入分配矛盾问题的成因看，大幅提高劳动报酬的做法可能仍无法惠及真正需要扶助的弱势群体。如抛开改革之前已经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不谈，专注讨论改革后形成的贫富分化局面，那么在承认机遇、能力等差异之外，相当一部分的财富分化或许来自政策调节失当。比如，财产税、遗产税、账户实名等方面的缺失，先富者得以从容地将财富分散配置、匿名转移；而失业保险、大病保险、养老保障等方面的缺失，则使得多数普通公众生活在因病致贫返贫、因老迈而困窘、贫病的阴影之下。现实的再分配手段匮乏，且严重缺乏效率。从这个角度出发，如税制不变，一旦劳动工资大幅增加，在职工人只会先“被增税”，而失业、退休工人等则更可能要最先承受因平均工资突增带来的通胀压力。

　　三是从收入倍增计划的资金来源看，仅靠国有资产分红、国有股权划转等操作方式未必能够支持可持续的倍增策略。按照2007年时披露的有关数据推算，目前国有资产总规模约在60万亿-70万亿元。这部分资产也并非全都是盈利能力强、现金流充足的优质资产，还有相当一部分待盘活。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资产整合以及宏观调控等因素发挥作用，国有资产盈利能力也会出现波动。在这种情境下，既有社保、医保等社会保障网的窟窿、亏空待填平，又要向所谓收入倍增计划输血，依靠国有资产一并满足所有短中长期的计划支出，不现实，也不靠谱。

　　根本问题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情况是符合经济起飞、成长阶段国家经济特质的，并不需要所谓通过居民收入倍增体现“后发优势”。从现实出发，笔者以为，至少先做好一件事情最有意义。那就是尽先把能动用的国有资产用到弥补社保、医保欠账上去，让那些一辈子承受了低福利的劳动者有尊严地安享晚年。毕竟，这才是最现实的公平和公正。除此之外，奢谈倍增，却不重视眼前的窟窿，实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