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投行野村变身 取道“非华尔街模式”

　　氏家纯一匆匆走进会议室，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夏日午后的阳光正好打在这位野村控股（Nomura Holdings Inc.）董事长的肩上。

　　氏家纯一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加入野村，先后主管野村瑞士和美洲地区业务。

　　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浸淫西方金融理念和实践多年的氏家纯一，并不掩饰他试图将带着东方基因的野村打造成一家国际大行的决心。

　　而老牌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就是其中的关键词。正是雷曼的悲剧，无意中成就了野村进军华尔街的梦想。

　　2008年9月，正当雷曼兄弟的破产掀起全球金融危机狂潮之时，野村迅速收购了雷曼在亚洲、欧洲与中东的业务和团队。对于这笔交易，当时市场不乏悲观情绪和各种质疑，来自日本的企业野村能否驾驭和兼容一家典型的美式投行？

　　20个月之后再来审视这次大胆出手，氏家纯一颇有几分得意。他列举出一组数据来印证收购雷曼的正确性：野村的董事会和决策机制变得更为国际化，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内部董事的人数。野村成为东京和伦敦股票交易排名首位的经纪商，也是亚洲（日本除外）排名第一的可转债交易商。

　　金融危机之后，野村一直稳守日本大本营，在日本股票发行市场的份额超过50％。不过在海外，并购之后的磨合殊非易事。野村与雷曼在业务支持系统方面的整合在2009年5月完成，然而真正的整合所带来的阵痛，则关乎薪酬福利、董事会架构、管理文化等深层问题。

　　合并雷曼的欧洲及亚洲业务时，为了挽留人才，野村承诺在两年内把数百名前雷曼雇员的薪酬奖金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众所周知，2007年正是投资银行无限风光的一年，高额奖金令人咂舌。此举导致野村的成本大幅飙升，2009财年其薪酬占利润的比例上升至45.7%。而在收购雷曼之前这一比例维持在30％左右。野村方面表示，行业的平均水平约为41％，野村目前的薪酬水平才能维持在同业中的竞争力。

　　不过，由于雷曼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业务贡献，2009财年野村录得678亿日元（约7.26亿美元）利润。野村的中期目标是在2011年财年实现5000亿日元(约54.6亿美元)的税前收入，比原定的2010财年实现此目标推迟了一年。

　　氏家纯一并不讳言野村对于美国市场的迷恋。野村正依靠自身的力量，加速扩展在美国的销售网络，其经纪子公司在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亚特兰大、洛杉矶等地，提供债券、证券化工具、期货和其他利率挂钩产品。而在美国的员工数量，也从700人增加至1600人，到本财年末即2011年3月底的目标是增加到2000人。

　　国际化中的野村不断向华尔街靠拢，不过对于以高盛为首的美式投行的经营模式，野村始终有所保留。野村不想成为另一个高盛，野村的宗旨是“一切以客户利益为中心”，投行业务就是向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财务顾问和融资服务而拿到佣金。氏家纯一说，如果业务重心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和顾问服务转移到自营交易，难免会犯错误的。

　　在野村的全球版图中，中国未来的投行业务空间巨大。在氏家纯一眼中，早就落子中国的野村要大展拳脚，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建立在中国的业务平台。

　　早在1982年，野村就作为首家外资券商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同年协助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完成了新中国建国后第一笔海外债券——100亿日元武士债的发行。1983年，野村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了中外合作咨询事务所，1984年协助中国银行在日本发行公募债，1986年成立野村的上海代表处。

　　氏家纯一说，其实在1980年代，野村在中国市场是相当活跃的。不过进入1990年代，由于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野村在海外的发展也黯然缓步。从1994年到1999年的5年间，野村只在中国为5家企业的B股发行上市担任了主承销商。

　　最近十年，野村在中国重新出发。2002年，中银香港的全球IPO 在日本采用了非挂牌公开发行（POWL）的形式，野村担任独家协调人。在随后几年中，野村在十几家中国大型国企海外IPO中担任日本POWL的协调人。2003年，野村获准成为首批境外合资格的机构投资者（QFII）之一，投资额度从5000万美元提高到3.5亿美元。2009年，野村获准开展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业务，为中国客户提供包括亚洲股票、日本股票、股票相关衍生工具的买卖以及全球交易服务。

　　氏家纯一透露，野村在中国首先需要建立的是证券业务以及资产管理平台。相比之下，其他来自西方的同行，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等，已在中国先行一步建立了合资企业。不过，在氏家纯一看来，拥有东方血脉的野村更为熟悉亚洲，熟悉中国，这是它的底气所在。 “不做自营”

　　《21世纪》：野村在2008年9月收购了雷曼兄弟业务之后，20个月过去了，野村也做了很多调整去整合两家截然不同的金融机构。现在，你认为野村与雷曼的整合是真正完成了吗？

　　氏家纯一：我觉得整合是完成了，而且整合过程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因为市场环境对于野村并购雷曼的部分业务，是持欢迎态度的。我们也因此得到快速发展，我们改变了管理架构，变得更为全球化。

　　我们最近任命了两位外籍人士加入野村控股的董事会，其中Colin Marshall已经担任了野村欧洲的主席很长时间，他同意加入董事会。另外一位是Clara Furse女士，她曾担任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首席执行官长达10年，也是野村欧洲的非执行董事，她也同意加入董事会。

　　现在野村控股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内部董事的人数了。野村的管理架构已经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也使野村的决策制定架构变得全球化，我想这就是野村正在发展的方向。

　　《21世纪》：收购雷曼部分业务之后，野村要从以亚洲为中心变身为一个全球化的金融集团，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到。最近高盛被美国监管机构起诉，其商业模式也遭到诟病。在监管机构的金融道义以及企业盈利方面，野村如何取舍与定义自己的经营模式？

　　氏家纯一：野村的业务是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的，我们不会从事自营交易或者大规模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实际上，要再把自营交易与为客户所做的市场操作区分开来，是不容易的。不过野村的业务重心始终是客户利益，而不是自营交易。

　　《21世纪》：野村不仅在亚洲和欧洲大展拳脚，在美国也全力拓展投资银行业务。为什么当初野村只收购了雷曼兄弟在欧洲和亚洲的业务，而没有把美国的业务也收入囊中？

　　氏家纯一：我想有两个原因，其一雷曼兄弟在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不太理想，事实上，我们也并没有收购雷曼兄弟在欧洲和亚洲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只是收购了其网络、人员和技术。在美国，雷曼的资产负债表太大，特别在固定收益部门，而要正确估算出其资产负债表上到底还有多少资产是非常困难的。其二，当时巴克莱收购了雷曼的北美业务。

　　确实，美国市场在发展投资银行业务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如果在美国市场无所作为，将会严重影响到野村未来的发展。所以野村在美国需要有一个业务平台。但是如果我们想在发展中面面俱到，成本会很高，我们只能小心翼翼且有所选择，在野村最具竞争力的领域开展业务。

　　我想野村在美国的业务，最需要关注的还是客户的需求，我们不相信自己比客户更聪明，可以通过自营交易去扩大经营。野村希望在美国建立更深入与强大的业务局面，因此我们也聘请了更多的员工，从最初的700人增加至目前的1600人，到本财年末即2011年3月底的目标是2000人。

　　《21世纪》：面对各国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制度，你觉得何种监管制度才能取得一种平衡，既保持金融创新的能力又可以有力规范金融机构的活动？

　　氏家纯一：这个问题挺难的，监管部门正在推进越来越严格的金融规范制度，巴塞尔协定、金融稳定委员会、G20等，都要求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资本充足率，降低杠杆，对于流动性也有要求。这些都意味着需要更高的成本去提供流动性，而在二级市场流动性价格却在上升，因此会更难在二级市场融资。而且每个国家的金融业规模不同，都有其各自的历史、客户，如果要一个全球统一的指引并不容易。

　　中国在岸平台构想

　　《21世纪》：野村在5月底任命了一个新的职位——中国股票业务主管，你们接下来在中国是否会成立合资证券公司以扩大在华业务？

　　氏家纯一：我们希望在欧洲、亚洲（特别是中国）、美国，全面开展业务。实际上，我们早在1982年就进入中国了，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那时候其他的主要同行，比如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都还没进入中国呢。我们也是最早参与中国证券和金融市场建设的外资投资银行，当年协助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完成了第一笔海外债券的发行，也协助中国银行在日本发行公募债。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中国相当活跃。

　　进入1990年代，由于日本的经济在1990年代初遭遇困难，而同时却是欧美市场蓬勃发展的时期。因此尽管我们很早就进入中国，却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缺席。不过我们现在又有能力扩大在中国的业务了，我们正寻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岸平台（on-shore platform），可以是股票业务平台、资产管理平台或相关业务，而首先需要建立的就是股票业务平台，以及资产管理平台。 我们了解到中国对于外资建立证券公司的限制，比如当我们在成立的合资公司里所占股份最多不能超过33％。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些有关限制可以尽快消除，因此我们一方面在等待机会，寻找在中国扩大业务的各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等待建立在岸平台的好时机。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银行市场，野村在此有什么优势？

　　氏家纯一：未来数年，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市场相当大，试想一下，大量中国企业对于股票发行的需求，大量债券融资的需求。而在并购领域，以前是日本通过各种渠道投资于中国，而现在并购变成了双向的，中国企业也正投资于日本企业。因此对于野村来说，中国的投资银行市场非常重要。此外，大量来自各个行业的日本客户在中国也有商业上的需求，如果野村在中国建立了在岸平台，就可以为这些日本客户提供服务。

　　我们有负责中国业务的主席杨志中先生，虽然他在香港，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在内地的北京、上海等地出差。我们自身在加紧发展的同时，也希望能与其他同行，比如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等展开友好的竞争。我们在中国拥有良好的网络，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落后了，但是现在我们重新出发，并拥有更多的力量、关系与产品，我们期待可以在中国拥有一个在岸平台。

　　虽然现在的科技很先进，但我觉得不时的面对面交流很重要。野村与亚洲等新兴地区很接近，尽管日本的增长速度比不上中国，我们有很多客户在中国做生意，我今年已经来四次中国了。

　　中国楼市泡沫已现

　　《21世纪》：你今年早些时候提到，从日本泡沫经济的经验来看，中国房地产达到需要警戒的水平。你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楼市？

　　氏家纯一：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泡沫已经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房地产的价格上升得很快，而且这种价格上升并没有体现房产真正的价值。在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的高增长，我觉得经济的增长对于中国、日本、亚洲以及全球发展都是有好处的，不过这些政策也引发了中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

　　中国可以从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取得教训。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写的书《This Time is Different》总结了八个世纪的金融危机，大量案例研究揭示了经济泡沫与政府债务危机的成因。日本泡沫经济主要起源于汇率方面的压力，即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此后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

　　日本政府为了挽回出口颓势以及促进内需，采取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调节是对的，但是当时日本政府最为关注的是CPI和WPI（Wholesale Price Index，批发物价指数）数据，没有预见到对于资产价格的巨大影响。到了1980年代末，日本央行和政府意识到资本过剩，转而在1990年代采取措施，限制资金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过地产泡沫已经难以抑制并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