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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代周报
“客户利益永远至上。”高盛集团将这条体现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业务准则带入了中国金融市场，扩张业务的同时参与了中国的金融改革。而正是这家推崇客户利益至上的公司，最近遇到了最为致命的指责：不够诚信。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指控高盛涉嫌欺诈投资者。
高盛之于中国，也许正是金融改革的风月宝鉴，一面照出的是盛世繁华，一面显现的却是云谲波诡。
1994年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位45岁的美国男子激动地宣布：“高盛北京代表处正式开业！”这个人便是高盛的前董事长亨利·保尔森。
6200万美元“买门票”
1994年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位45岁的美国男子激动地宣布：“高盛北京代表处正式开业！”这个人便是高盛的前董事长亨利·保尔森。
那一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打开了金融大门。
2002年，保尔森等多家投资银行的高管被中国证监会邀请至京，探讨外资银行如何通过“掏钱”进入中国市场。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形象地称这套方案为“买门票”。当时正值安然丑闻、世界通信破产等利空消息连番冲击华尔街，大多投行在监管压力下如惊弓之鸟，对“门票”未产生兴趣。
只有高盛例外，它捐款6200万美元，向当时处于财务困境中的海南证券提供了帮助。这张代价不菲的门票使高盛获得了中国方面的好感，再加上它强大的公关能力和巧妙的规避手段，最终得以创立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对华投资理顺了渠道。
刚刚进入中国市场，高盛便开始大显身手，在中国开创了无数“第一”。
高盛是第一个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B股交易的外国投资银行；第一个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执照的外资金融机构；第一家中标处理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外资机构……
高盛作为主承销商帮助中国政府与中国公司发行了40次债券。在中国政府历次发行主权债务中，高盛是唯一作为主承销商参与历次发行的国际投资银行。
“高盛很早就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过去几年中国业务已成为高盛的核心业务。”高盛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芬日前直言中国市场已成为高盛支柱。
与高盛16年间在华获得的利润相比，当初那张门票的价格显得有些廉价。
引发争议的交易
高盛进入中国几年之后，中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们开始质疑利润高涨的高盛“伪善”。高盛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欺诈投资者之后，中国媒体加入到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媒体行列，集体讨伐这个金融教父。
高盛在中国最受争议的一项投资就是西部矿业。人们的争议在于，高盛到底赚了多少？高盛与前股东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2006年7月，高盛以9600万元人民币投资西部矿业，受让东风实业所持西部矿业10%的股份。一年后，西部矿业上市，高盛不断减持套现，这笔投资市值达到70多亿元人民币，回报率为96.97倍。在高盛大赚之际，西部矿业的投资者却是伤痕累累。
“西部矿业的股份，高盛是从一个本就获利丰厚的人手上买来的，高盛确实赚钱了，但赚的数量是媒体所述的20%左右。”高盛集团北京代表处的内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澄清道。
比西部矿业投资更具争议性的是，高盛被指处处“暗算中国”。
“高盛成为工商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可以说并非股权牟利那么简单。”曾撰写过两本关于高盛著作的著名财经作家李德林举例道，“事实上，高盛投资工商银行的战略，更多的时候把工商银行当成了棋子。”
工商银行收购南非第一标准银行的主导者就是高盛，尽管决策权在中国政府，可是没有高盛这家投行的专业指导，工商银行是不会收购的，南非第一标准银行在希腊问题出现时，快速成为高盛做空信贷违约掉期的棋子，也让中国政府陷入被动局面，不得不大量买入欧洲垃圾债券，导致中投公司一两个月出现10％的亏损，赚钱者却是高盛。
更大风浪还在后面。
有人说高盛对中国企业设置衍生品交易陷阱以及企图控制产业链等，实际是在“绑架”中国。
高盛在华金融衍生品业务中最著名的就是2003年前后闹得沸沸扬扬的“中航油案”。中航油在高盛子公司向其出售的衍生工具中巨亏。巨亏的主要原因是高盛子公司J.Aron的误导。中航油巨亏时，高盛却赚钱了。
人们担心石油行业被高盛掌控时，高盛又开始染指其他行业。2006年5月，高盛收购双汇的35.715%股权，加之其原先拥有雨润13%的股份，高盛被人认为占据了中国肉类市场的半壁江山，欲控制产业链的动机明显。郎咸平认为：“高盛是要收购整条‘6+1’的产业链。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高盛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控制中国的农业产业链。”
高盛集团北京代表处的相关人士并未直接回应这些传闻，只是举例反驳：“双汇和雨润两家公司加起来在中国的肉类市场都不足以占据半壁江山，我们只是收购其中的部分股份，又怎么可能占据半壁江山？”
恶意规避中国法律？
“高盛在中国的高明之处在于，在重大问题上，它没有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但是，高盛以种种手段，规避了中国法律，而且是恶意规避中国法律。”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系的李国平如是说。
“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很难平衡市场的规范和市场的期盼，因为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有人觉得只要符合商业契约就行，而有人觉得不仅要追求利益，还要有道德水准，所以很难去规范它。”高盛中国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管无奈地对记者说。
而高盛中国阴谋论的论战已经从对公司的攻击升级为爱国保卫战。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许明茵以及高盛中国的那名主管都曾遭遇人身攻击，人们称他们是刽子手、抢劫犯。
记者致电许明茵香港办公室，其助理称许明茵正在出差。对于记者的问题，其助理回应称：“高盛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只负责帮助客户寻找其需要的对方。”
而那名主管告诉记者自己被国人骂是常有之事：“常常有人骂我出卖国家利益，甚至更难听的词句。有时我确实难以接受。”
“我们对自己公司的看法，和普罗大众如何看待我们在市场中的角色和做法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高盛集团董事长布兰克芬5月7日公开回应记者，并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盛需要进行严格的反省”。
“高盛的出现，带给中国的是经验与教训，改变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思路，也让更多的中国企业交了大量的学费。” 李德林向记者阐述了高盛进入中国的影响。
中国金融体系何时自立？
高盛高华的成立，打破了中金公司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业务的垄断，中金公司“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身份一去不复返，不得不低下头来倾听企业的要求。这就迫使中国证券业的老大真正开始重视客户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在竞争压力的推动下，中金公司的进步也很快得到国际公认。
“在高盛的推动下，中国的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与人民币汇率改革。”李国平向记者坦言高盛的出现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
在中国银行业改革上，高盛首先是在2001年，创造出“金砖四国” 一词，描绘中国赶超美国的美好前景。但高盛同时提出，中国要实现赶超美国的美好前景，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进行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体制改革。同时，高盛与国外其他机构一起，大幅夸大中国国内银行的呆账比例，声称中国国内银行呆账比例达到50％，中国的国有银行实际上已经破产；如果不将国有银行私有化，中国将出现金融危机。高盛的这些做法，给中国银行业制造了极大压力，并最终促成了国有银行在2006年开始的改制上市进程。而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几乎就是复制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过程。
对于高盛以“金砖四国”、“北京共识”等炒作中国概念，李国平认为：“它让中国举国上下处于一种赶超美国的狂躁心态。”
高盛对中国金融体系带来深远的影响，国有银行改制、人民币汇率改革、企业对于金融专业和国际市场的认知，目前还在不断变化中，对于中国是好是坏，李国平说：“现在还很难下定论。”
“高盛的行为不存在‘违规’，也不能说是道德问题，主要还是中国在金融专业主义面前还很幼稚。”供职于某外资投行上海办事处的丁炜对记者表示。
中国本土乃至全球视野内的金融游戏规则都还没有定型。当前各个玩家正在一边游戏一边制定规则，每个人提出的规则都必然偏向自己的利益。迷信游戏参与者能够如法官般公正只是一种幼稚。
高盛不是法官，它为中国提出的种种改革建议均有值得推敲之处。我们认可它的专业，但也认清它的专业为谁服务。高盛进入中国的16年间，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这位老师面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么今后，中国金融体系又该何去何从？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首先需要自立门户，然后才能参与角逐。中国金融改革应当树立更多主权意识，在主权确定的前提下进行平等而深入的政策调整。
“在国际市场上，逐渐摆脱对外资机构马首是瞻的依附心理；在国内，则建立严格的监管体制，惩治官僚腐败，引入专业的管理者，管理者的重组是改革政策能否专业执行的重要关键。”李德林建议。(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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