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资合规放贷撞上玻璃门 地下钱庄转正难

　　　在温州市区的学院大厦里，出差刚回到温州的方培林，忙着接见几批迫切需要担保贷款的客户。面对放在办公桌上的客户的房产证，方培林也显得有些无能为力，“准备金提高后，最近银行的资金比较紧，很多人都贷不到钱，但那么多民间资金还是使不上劲。”

　　今年50多岁的方培林，是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主人，现为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争议不断的“地下钱庄”代表，他因此被舆论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在温州办小额贷款公司的愿望落空后，方培林开始把目标转向其他省市，希望能有自己的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推进“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业务。

　　在这种动力驱使下，之前少有出差的方培林，今年以来频频接触外省市官员和机构。“很多人对我过去办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很感兴趣。”但方培林同时发现，在层层加码下，各地办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仍居高不下，“全国都存在这种情况，门槛大多是地方政府有意抬高的，这不利于大量民间借贷的阳光化。”

　　尽管如此，方培林对民间资本冲破“玻璃门”依然有信心，这主要来自中央的决策。他说，《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已经明确表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这个门是已经开了，但想进去还是很难。”

　　地下钱庄“转正”难

　　从2006年至今，方培林一直从事担保业务，平时工作主要是联系借贷双方，从中抽取佣金获利，只是起到融资中介作用，与之前可存可贷的“地下钱庄”相比差别很大。

　　作为温州民间金融的见证人之一，方培林说，从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到2006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规范民间借贷，中国民间金融整整走了20年，“期间都是一些理念上的突破，实际上民间金融并没有突破。”

　　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出台的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是民间金融“转正”的最佳契机。作为首家私人钱庄主人，方培林也跃跃欲试，密切关注浙江出台的试点政策。

　　方培林说，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并没有吸收公众存款风险，按照《公司法》进行规范运作，一旦出了问题可交给法院处理。“结合民间借贷的群体特点，我想每个乡镇至少可办3家以上，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使民间金融阳光化，形成市场化的民间利率。”

　　随即出台的浙江省、温州市关于小额贷款试点意见，与方培林的想法大不相同。

　　浙江省把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者，从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缩小为企业法人，并把注册资金从国家规定的不低于500万元，提高到5000万元。在此基础上，温州又明确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必须是当地优质、龙头民营企业，注册资金从不低于5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有的县市区甚至提高到2亿元。

　　方培林失望地说，在层层加码的准入门槛之外，又将自然人排除在申请者范围之外，相当于把活跃的民间金融挡在门外。

　　“这样的主发起人与自然人、社会组织发起人不同，并没有足够的动力与意愿去服务‘三农’和小企业。 ”方培林说，民营骨干企业对投资回报的预期要远高于自然人，因此他们对“三农”和广大小企业高风险、低收益的金融业务兴趣不大。另外，民营骨干企业的地缘、人缘也不如自然人贴近 “三农”和小企业。

　　在温州建小额贷款公司无望后，方培林开始到其他省市寻找机会。他失望地发现，各地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都很高，但也存在一些不同，温州要求主发起人任董事长，股东人数不限；天津好一些，由股东选举产生，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等。

　　最近，浙江省金融办发布数据称，截至今年5月底，浙江省审核通过并正式开业营运的小额贷款公司有117家，注册资本总额为187.46亿元，贷款余额 226.57亿元，累计贷款1003.31亿元，其中纯农业贷款和100万元以下贷款累计发放545亿元，占比达54.34%。

　　对此方培林说，相对上万亿元的浙江民间资本来说，小额贷款公司注册总金额占比不到1%，绝大部分民间资本仍没有受惠于国家金融政策。同时，一些民间资本在房地产等投资暴利下，也不愿进入到这个体系。可见，民间借贷阳光化的路还很长。

　　金融“创新”遭质疑

　　刚从一个外省市回来，23日方培林又因当地官员邀请，前往该市介绍他的小额贷款、担保业务操作思路。这是最近他第三次前往该市。方培林介绍，当地政府对他提出的“质押履约担保”非常重视，有意邀请他前去投资。

　　继私人钱庄之后，方培林的得意之举，无疑是他率先提出“质押履约担保”。

　　2006年创办担保公司后，方培林提出“房地产抵押履约担保”和“银行存单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前者是指借款人以其自有或第三人所有的房地产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银行按照正常的抵押率给予一定的贷款额度，如果该借款人因资金周转需要，要求提高房地产抵押率的，其增贷部分由担保公司提供第三方的存单质押担保，担保公司与存单持有人和借款人三者再就利益关系签订协议；后者是指实际涉及差额部分的剩余担保贷款。

　　方培林说，“质押履约担保”嫁接了房产抵押贷款和存单质押贷款的银行传统业务。这种担保方式，所有过程包括借和贷都在银行内实现，都是很正规的，银行、借款人、存单持有人和担保公司四方受益。方说，现在国家政策支持有偿担保，“质押履约担保”过程中他完全依照《担保法》及国家金融法规操作。

　　方培林说，一个项目银行只做60%的贷款业务，剩下的40%可做质押履约担保。“全国贷款这么多，我们哪怕只做百分之几，都将形成一个庞大的业务量。”

　　上周，方培林向财政部驻该市财政监察专员介绍了抵押履约担保，该专员说此举有利于用活资金、资产，让他放心来做。与此相反，另一个城市对方培林的抵押履约担保颇为谨慎，有官员说，“这样做，你们是银行中的‘银行’，在我们这里不行。”

　　回到2006年，方培林的质押履约担保业务做到了2亿的规模，成为温州各大商业银行竞相追逐的对象，甚至有银行为其提供两间办公室。

　　对于方培林的举动，监管部门显然有所顾虑。2006年初，一份温州市银监分局的《特急：第三次转发银监局监管调查的通知》在温州市商业银行内部转发，要求各支行、营业部、国际部将担保公司介绍的，第三者存单质押或第三者房产质押，而担保公司对该笔业务又不承担反担保的贷款情况，通过书面报告形式报总行风险管理部。

　　一位知情人士说，抵押履约担保的优势和风险并存，风险主要来自政策层面和资产价值，一旦房价下降，抵押履约担保无疑会加重金融的风险。方培林说，抵押履约担保是一个金融创新，需要良好的政策进行引导和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按照之前商议，如果方培林到上述城市投资，将组建小额贷款、担保、金融租赁三家公司，以该市为总部向全国各地扩张。方培林说，担保、金融租赁两块业务空间比较大，能做好，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很大变数。他发现该市文件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为银行基准利率的2倍，而不是国家规定的4倍。

　　民资搭台寻“自救”

　　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近几年温州乃至浙江的民间资本投资，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速，一直处在低位徘徊。“政策多变，影响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其中影响最坏的是山西煤改，让民资进入垄断行业心有余悸。

　　之前浙江省工商联曾调查800家民企，有超过六成的企业认为自己遭遇了严重的“玻璃门”现象；已经进入到垄断行业、基础设施领域及公用社会事业领域的企业不到10%。在“新36条”出台后，浙江省工商联对1000家企业做过调研，对“老36条”非常满意的只占 3.3%，不满意的占到24.7%，很多回答是说不清楚。

　　方培林说，在投资氛围浓厚的温州，本地民间资金一直想进入金融行业，但苦于投资无门。

　　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产生。一批22个温州企业老板，甚至一些大鳄级人物，原计划于本月带上30亿到50亿资金，组团去台湾洽谈参股台湾银行事宜。据这次考察团发起人——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主任邱世枝说，肯定要去考察的，时间尚未敲定。

　　温州本土知名经济学者马津龙，把温商参股台湾银行看作是 “资本的突围”。他说，这几年温州民间资本一直在尝试往金融业发展，不过由于一些政策的限制，效果不是很好。这次如果能成功参股台湾银行，再进入大陆金融市场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尝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流动的民间资本已超过6000亿元，而且以每年14%的速度递增。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中小企业。

　　民间资本的左突右冲，引起了温州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一次论坛上，温州市市长赵一德表示，如何提高民间资本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率，将民间资本有效有序引导到有利于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一直是市政府深思的问题。

　　26日，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开业，这是当地政府批准的国内首个“整合项目、集聚民资、服务民企、市场化运作”投资服务平台。与之前成立的温州风险投资研究院、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一并成为温州三大主要投融资平台。

　　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负责人说，开始时该平台已聚集全国654个项目，涉及生物医药、电子科技、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等16个行业，初步估算对接资金在6亿元以上；寻找项目投资的机构及自然人55个。同时，由该服务中心牵头并担任财务顾问的“中投·雁荡之星中小企业信托基金”正式启动，计划募集资金10亿元，首期为5000万至1亿元，“钱从民间募集，投向优质的中小企业”。

　　“让民间资本重回实业，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温州市发改委副研究员姜洪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