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制造业名义工资涨幅近期可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短期内只会压缩企业利润，而不会表现为通胀上升
□ 本刊记者 于海荣 汪旭 | 文
在江苏太仓设立第一家工厂的锦园旅游用品有限公司，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几年前用工量最多的生产线便转移到了江苏北部的泗洪县。
随着一轮涨薪潮正扩散开来，这样的转移趋势可能会加速。
7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将从800元每月调整为960元每月，增长20％；河南省不同地域的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至少20％。此前，江苏、广东、上海、天津等省市已经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最高的是湖北省，达到了28.9％。
制造企业多将最低工资定为员工工资底薪，最低工资上调幅度往往被视作制造业薪酬水平风向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曾是中国商品走出国门、几乎无往不胜的“法宝”之一，如今的涨薪潮，将对制造业及企业施加多大的影响？人们担心的中国“输出通胀”是否将成真？
结构性剩余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金融危机后的今年年初即有预演，当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历了一轮“民工荒”。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今年4月在珠三角地区的调研显示，今年尤其是4月以来，与原材料上涨、人民币升值以及买家压价等相比，劳工成本上升是珠三角港企认为影响最大的因素。
这项调研涉及160家从事生产业务的企业，来自电子、成衣、塑料、金属、纺织、食品等行业。其中，150家公司称遭遇劳工短缺，平均每家企业短缺 197名工人，达到这些企业总员工数的 20.8％。
“民工荒”来袭无疑是受经济复苏这一周期影响。但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司长张淑英认为，前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已经减少。
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公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称《农民工报告》）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上年分别减少了7.8％和22.5％。
而在中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则分别增长为33.2％和35.8％，占比较上年分别提高3.8个和4.8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受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农民工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报告》称。
河南省劳动厅劳务输出处处长吕志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2009年河南省农民工省内就业明显增长，增幅达20％-30％，“这与金融危机后中央的项目有关，河南启动一些大项目，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立粮食核心区等，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十分明显。”
周期性因素之外，人们关心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还能持续多久，劳动力是否开始出现短缺。
在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看来，中国新增年轻劳动力数量的确已经见顶，但要立即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导致通胀的工资上涨压力，那就得假设目前中国已经实现或接近充分就业，而这样的假设与现实并不符合。“在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工资的工厂门前，每天都有数百名的年轻人排队等候就业的事实，应该有助于打消人们对劳动力短缺的疑虑。”
多年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主要来自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尽管官方并未给出具体数字，但通过国家统计局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农村人口及农村务工人员可以推算，大致在5000万-5500万人左右。
但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告诉本刊记者，存在数千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
章铮研究发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情况下，年龄较大的农村劳动力并不能转移出来。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中，30岁以下的约为1.6亿人。按现有资料，扣除参与农业生产、照顾老人孩子，以及残疾等原因留在农村的，可转移农村劳动力比重在80％左右，即30岁以下农民工的供给在1.3亿左右。
章铮计算得出，只要本地农民工中，30岁以下的占比只需达到45％，30岁以下可转移劳动力即可悉数转出。“30岁以下农民工已经供应紧张了。初步估计，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供需平衡点在35岁。”
“劳动力供求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多年前的调查得出结论。
张淑英在2010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经过20多年持续向外转移，在中国多数地方，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程度已有很大的改变，不再具备典型的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经从数量的无限供给阶段转向结构剩余阶段。
从目前劳动力的供给来看，中老年劳动力多、青壮年劳动力少；季节性剩余多、常年性剩余少；西部和边远地区剩余多、其他地区剩余少。“这意味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期望加大劳动力转移力度来增加农民收入，越发困难。”张淑英表示。
“农村存在着低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能找到高劳动生产率的农民工。”章铮告诉本刊记者，如果想让中年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农民工，除了完善农民进城制度层面的措施，还必须提高工资标准。
挤压利润
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结构性剩余，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成本上升，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是否会导致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已成为公众的关注点。
香港贸发局6月初发布的报告指出，为了挽留员工，过去六个月珠三角工资水平平均上升约17％，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也有相应增加，总生产成本提高4％-6％。
不过，工资水平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制造业竞争力受损。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名义工资增长，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并没有上升。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测算，1998年到2006年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27％，同期，全国工业企业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12.85％，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4个百分点。
野村证券对工业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估算也显示，1994年-2008年间，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速达到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这15年间，伴随着员工工资和原材料的上涨，制造型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在下降。
在此背景下，此轮工资上涨可以看作是对以前的补涨，即使名义工资涨幅超过劳动生产率，短期内也只会减少企业利润。
汪涛认为，如果工资短期内全面上涨15％-20％，实际工资可能会超过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由于对于出口等议价能力不强的行业而言，企业利润率势必受到挤压。而过去12个月，企业利润率不断上升的势头，可能会出现逆转。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也表示，鉴于目前劳动力普遍短缺，今明两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太可能赶上劳动力成本的涨幅，预期生产企业和服务提供商的利润率将在2010年-2011年受到挤压。
在不少学者看来，沿海地区面临成本压力的企业只有两条路，要么迁往成本更低的地方，要么进行产业升级，提高效率。
今年来已两次大幅涨薪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堪称观察本轮劳动力上涨最好的标本。
在经历员工跳楼风波之后，富士康率先在6月1日决定给员工加薪30％, 短短一周后的6月6日又宣布第二次加薪，且幅度更大。在富士康提出希望客户能够共同负担成本上涨的同时，也一直有传闻富士康考虑将更多产能迁入生产成本较低的天津、武汉等地。
目前来看，迁厂并未得到太多企业的认可。香港贸发局调研发现，港商认为五个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基地均在内地，得分最高的是珠三角及长三角，其次是位于珠三角以外的广东省地区、邻近广东的内陆省份，以及环渤海地区。有意在未来三年开设新厂房的港商当中，46％仍会选择珠三角，只有6.2％考虑越南。
“目前内地劳工的生产力远超于越南、孟加拉和柬埔寨等地。而内地工业集群非常发达，厂商在本地可以轻易找到所需的物料和零部件，其他配套服务如货运、化验所测试等亦一应俱全，大大提高效率、缩短交货期。”香港贸发局高级经济师黄醒彪表示。
虽然厂商为了节省成本和分散风险，会把一些劳力密集和价格敏感产品的生产线迁往亚洲其他产地，但短期内其他产地的规模并不会大到足以取代中国内地。
更可行的做法是，厂家重新整理其生产安排，把一些大众化及平价产品的生产线迁往中国内陆地区及其他亚洲国家，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而高档和较精细产品的生产线则留在原地。
劳动力成本上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产业结构调整。相应的，是低技能产业工人需求的减少。近年来一些出口加工基地外来人口数量骤减，恰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广东虎门，原来外来人口有100万，现在只有60万-70万。 产业升级时，大量低技能的产业工人就只能转向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发改委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
在企业利润率可能出现下滑的同时，工资上涨短期内是否会引发成本推动的螺旋式通胀？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企业一直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吸收劳动成本上升的影响，并且做得非常成功，“没有理由认为这一趋势会突然改变。”
他认为，近期工人工资上涨，主要是去年金融危机期间工资增长减速后的反弹。中国不会出现由工资上涨引发的螺旋式通胀，2010年中国的通胀水平仍会较温和。而此轮涨薪受益者恰恰属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不断走强对于促进消费持续稳步增长，会有所助益。
瑞银证券行业分析师爱德华•严（Edward Yen）等也认为，从整体经济来看，提高工资有其益处。工资上涨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整体收入并促进消费。只要当前的工资上涨压力表现平缓，而且主要由市场因素促成，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
也有研究人士认为，由于目前工资上涨多在出口相关制造业，这些行业产品属于国际定价，企业暂时很难将增加的成本传导到最终产品上，短期内工资上涨对于通胀影响可能较小。
但从长期来看，2015年人口结构拐点来临之后，全国范围的工资上涨也将涌现，引发通胀压力上升。
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也提示，由于中国劳动者人口正接近“刘易斯拐点”，真实工资上涨最终会在CPI中有所体现，对于经济影响则取决于央行货币政策。
“当真实工资增长引发通胀时，央行如果仍希望将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时，可能会过分打压经济增长率。”彭文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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