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内迁”的思维困境

　　[ 应当看到的是，中国人口红利时代正逐步远去，如果代工企业不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仅靠迁厂内地的举措同样难保其长治久安 ]

　　在高调宣布大幅加薪之后，富士康迁厂的消息也接踵而至。有媒体近日报道，在尚未正式签订协议之前，河南及天津均传言富士康即将在当地建厂及扩建，而且相关员工招聘工作也已提前布局。

　　员工加薪压力及人民币汇改重启后出现小幅升势，“内忧外患”加速了富士康迁厂内地的步伐。但应当看到的是，中国人口红利时代正逐步远去，如果代工企业不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仅靠迁厂内地的举措同样难保其长治久安。与此同时，迁入地的用工环境也是代工制造企业不得不认真考量的重要因素。对此，内地调控部门同样需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安排。

　　长期以来，大批低廉的劳动力供给是富士康等代工企业获取市场的法宝。近期富士康提出员工加薪计划，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股价应声而落。向内地迁厂，或将能在短期内规避大规模加薪带来的阵痛，但是如何适时改革内部用工机制、人口红利时代终结后的赢利点又在何方，这是众多代工企业面临的“生死考验”。

　　事实上，只有长期制度性突破才能够解决制造业转型的难题。代工企业的利润率微薄，难以大幅度提升员工工资待遇。随着用工成本的提升，代工企业只有摒弃传统粗放的运行模式才可能在转型期胜出。

　　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企业只有不断往附加值高的区域移动才能持续发展。但是由于企业利润积累无法提升员工待遇，所以在模式转型的初期，需要行政力量的扶持才能打破僵局。

　　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行政力量有责任出手完善市场环境，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提供政府服务。这其中，除了地方政府向入驻企业提供土地等各项配套要素外，培育素质较高、人员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也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以政策支持平台迎接大批新生代农民工入城，已然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现实命题。笔者以为，具体举措可以包括：扩大公租房的供给规模，满足收入水平较低农民工“体面”居住的需求；将农民工的教育、医疗、保险等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规划之中，提升福利制度的覆盖面；财政出资提供学费合理的技术辅导机构，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和技能提升等。此外，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应有所健全，以迎合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劳资公平意识。劳动力供给环境的与时俱进，将为企业向高附加值领域攀升奠定扎实的基础，是为实现劳资双赢的前提条件。

　　富士康等大型代工企业的迁址行为预示着，由沿海向内地的一轮企业洗牌正在上演。传统代工企业继续依赖低成本维持运行之路正被逐渐封堵，只有跳出固有思维才可能博得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