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一个商人牵出的民航大案
一个商人和官员的熟识和“合作”，让民航业内航线和航班时刻审批制度的弊端暴露出来，亦揭开了民航反腐的帷幕
2010年7月初，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的看守所里，天气异常闷热。包机商人庞汉章挤在一个二十多人的房间，担心着自己出来后会一无所有。他的白色保时捷跑车，现在还停在首都机场附近天衢酒店的地下车库里。远在湛江的公司总部，只有几个老员工还偶尔出现在空荡荡的公司。
被称为民航业内“掮客”的庞汉章，是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以下称“日美航空”)总经理。2009年5月，庞汉章最先接受审计，引致整个民航业的连续地震。继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下称“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接受调查之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以下称“南航”)至今已有9人涉案。
靠销售机票起家的庞汉章，可能没有想到，由他而牵出的民航腐败大案，会演绎到如此地步。而其跌宕起伏的发家过程，也让民航领域内航线和时刻审批制度的弊端暴露无余，并揭开了民航反腐的大幕。
民航系统窝案调查：航空时刻表上的“战争”
初涉民航水
身高1米65左右的庞汉章，在湛江被熟识的人称作“日本仔”。庞汉章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湛江市的赤坎区，幼时家境非常贫穷。即使在发达以后，年近五十的庞汉章也一直未婚，没有子女。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商潮涌动，庞汉章投身商海，靠经营电子产品，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位跟随其十几年的老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正是国内市场商品匮乏的时候，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等等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商品，国门一开，广东、福建的几个沿海渔港、渔镇，都是走私贩私的据点，私货非常多。”
“当年给广东某银行做电子产品时，他赚一万用两万，赚两万花三万。”无论是庞汉章公司的员工还是湛江当地人，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庞汉章人非常大方，舍得用钱。但对有人称其为“湛江首富”则均保持怀疑，“说他很有钱，那是吹他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庞汉章转战香港，在中银大厦租了两层写字楼，经营电子产品和汽车。但在香港经济不景气时，庞汉章遭到打击，先前所累积的资本尽数丧失，甚至欠债过亿。
1993年6月23日，庞汉章在湛江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美航空旅游包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100万元，主要经营航空运输和旅游。
该公司的办公地址设在湛江市广州湾畔的海滨宾馆，坊间称其为“南国钓鱼台，粤西国宾馆”。宾馆三面临海，区内椰树林立，还有四十几处天然的温泉。数十座西式楼房和别墅，掩映在南国园林之中。庞汉章原来的办公地址，在1025号温泉别墅。
宾馆里的老员工大多和庞汉章熟识。“人很大方，平易近人，谁跟他要机票他都给。”该宾馆一位杨姓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令杨经理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日美航空招了一批美女来卖机票，“都是非常靓的靓女，那个时候湛江的工资只有几百块，她们的工资就有几千块。”这件事让日美航空“很风光”，颇受热议，并被人熟知。
日美航空开始主要做的是机票代理的工作，帮助航空公司卖票，从中赚取3%左右的代理费。杨姓经理透露，“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不久就搬走了。”
日美航空从海滨宾馆搬出后，办公地址迁至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中45号的银海公寓居民楼。该居民楼以“阁”命名，日美航空所在的楼叫做顺景阁。顺景阁正对着楼梯的101房和102房，被打通作为办公场所。办公室外的中间墙上挂着“日美航空“的公司牌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于2010年6月22日来此处时，公司牌子尚在；23日，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公司的牌子已被摘走。
楼梯旁边的103和104房作为会客和休息之用，空荡荡的客厅有几把转椅，黄色的木头衣柜上摆着几个奖杯。而在顺景阁右边的一座居民楼里，第七层和第八层仍旧挂着日美航空的牌子，有宿舍有食堂。
20世纪90年代末，庞汉章开始涉足包机业务。“他觉得中国的航空市场将要向民营企业开放，而湛江的民航业不怎么发达。”日美航空一位跟随庞汉章十几年的李姓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包机是特别历史时期的产物。中国民航大学航空运输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晓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时国有航空公司自身的市场销售力量非常薄弱，加之成本较高，当有人向航空公司提出以一个合理价格包机时，航空公司都会欣然答应。日美航空不是最大的包机公司，最大的包机公司现在都做成航空公司了，像吉祥(航空)、春秋(航空)。”
据李姓经理介绍，以北京飞三亚为例，日美航空与航空公司签署包机合作协议，双方以72%的客座率作为保底，机票价格由这家航空公司确定，日美航空必须确保卖掉72%客座率的机票，如果超过72%，多赚的钱双方三七开；如果客座率不满72%，少于72%的部分由日美航空补足。“几乎所有开通过湛江航线的航空公司，都与日美航空合作过包机，甚至湛江机场的扩建都与庞汉章有很大的关系。”这位李姓经理说。
但是，当年的庞汉章也很受制于南航。“南航给日美航空的很多航线都是不赚钱的，有的航线你做好了，它又会收回去。”李经理举例说，湛江到广州、到长沙的线路一直是不赚钱的，湛江飞香港等国际航线都是亏损的。“包机的精神压力很大，有的航空公司说收回飞机就收回飞机，还有要交定金，如果没有客人还是要飞。”
日美航空的员工亦告诉记者，庞汉章很早就懂得航线就是生命线。“湛江的很多航线都是庞汉章以包机的名义打开的，他在民航内的人脉非常广。”
也正是在经常和航空公司合作包机的过程中，庞汉章认识了曾任南航某二级部门主管的黄登科。“两人都很讲义气，关系很好。”上述李姓经理说。自此，二人的密切关系一直延续了二十年。
黄登科，山东人，出身空军，在广州生活工作了20多年。上世纪90年代末，黄登科从南航调任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空管局任职，2000年调任民航华北局副局长，三年后任民航华北局局长。
随“官”北上
2000年，随着黄登科赴京就职，庞汉章的业务中心也转至北京市场。日美航空逐渐将业务转移到北京，并陆续在北京、广州、长沙成立了办事处。
日美航空的北京办事处设在毗邻首都机场的天衢航空商务酒店(以下称天衢酒店)。天衢酒店是民航华北局的固定资产，天衢酒店B座在民航华北局正对面，是一座有些陈旧的五层白色小楼，一楼是天衢酒店餐厅，庞汉章承包了这家酒店和餐厅。
天衢酒店之后增盖了一个A座，一座七层高的灰色建筑，紧邻民航华北局。两座建筑后面的篮球场上，有一条小路把天衢酒店A座和民航华北局连在一起。天衢酒店一位经理陈达(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天衢酒店A座是庞汉章几年前承包建设，并一直经营的。”
天衢酒店A座一到四层租给各种与航空有关的公司，六到七层是酒店。“很多南航及分公司的人来北京，都住在这里。”陈达说。
天衢酒店员工的工资在首都机场周围的企业中是最高的，“月薪一两万的很常见。”陈达说，庞汉章愿意用高薪雇佣他的员工，所以，庞汉章出事半年多以后，日美航空员工仍没有散，公司仍然没有垮。
庞汉章住在天衢酒店B座，他的白色保时捷跑车则停在A座的地下一层车库里，盖着厚厚的帆布，很久没有动过。“酒店的生意自从庞汉章出事以后一落千丈，现在已经交回给民航华北局了。”
据陈达介绍，日美航空刚来北京之时，一个重要事务就是钻研制定合适的机票价格。“操纵机票上下涨跌百分之十，一趟航班即可获得上万的回扣。”庞汉章曾经试图制定一些机票运转的程序框架，希望用这些固定下来的规律将机票以最大的回报价格卖出去。“说起来整个操作程序有点像炒股，庞总说公司就像个票价研究所。”陈达说。
但是，庞汉章虽然极为精明，却“是一个没有多少现代企业知识的人”。陈达说。承包酒店与卖机票、包机并没有让庞汉章赚到太多的钱。
此时的黄登科，任职民航华北局副局长，分管空管和老干部等工作。到2003年，黄登科升任局长，开始掌控事关航空公司生死，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在内的多个机场及区内的航线和航班时刻的审批权。2003年10月，庞汉章成立北京瀚翔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办公地点设在天衢酒店。
与此同时，自2004年开始，南航开始发展“北京战略”。南航进驻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之后，投资11亿元兴建北京分公司。根据中国的基地航空设置，南航主要围绕广州基地发展，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主要围绕上海基地发展，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主要围绕北京基地发展。“南航到北京，肯定会遭到其他航空公司很大的抵抗。”跟随庞汉章十几年的李姓经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大航空公司甚至宁愿不盈利，也要抢占市场份额。
但无论怎样，南航获得北京航线和时刻资源的愿望非常迫切。近期，多家媒体公开报道，南航近年来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无望，无奈中唯有通过贿赂和黄登科关系很好的庞汉章，来争取到相关机场的航线及航班时刻资源。
一个正常的行政审批过程，中间为什么多出了庞汉章？在湛江的采访中，庞汉章的下属及家属均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质疑：“一个那么大的国有企业，怎么会受制于一个庞汉章？”
对此，曾有人向《中国新闻周刊》爆料，庞汉章在北京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貌美女子，掌握有大量黄登科的录像证据。没有老婆的庞汉章善打美女牌，和黄登科既是朋友也互相牵制。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后来的采访中，从其下属到检察院，对此一说法均未得到肯定的答复。
包机到包航线
代理过很多民航业内大案的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起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直言，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某些握有审批航线的官员希望把手中的权力“变现”，而南航作为国有企业，想公关，却不如民营企业那么好做账。“因此，他们需要通过第三方的民营公司去斡旋。同时也希望像日美航空这样的包机公司通过包机把航线做大，然后反过来，航空公司再来接手承运。”
南航有飞机，庞汉章通过黄登科间接管航线，这一组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时此刻，庞汉章手里的包机业务和传统包机业务已有根本不同。他实际在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通过包机，进而包销航线，控制和垄断一些利润看好的空运航线。
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日美航空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旗下12家分(子)公司进行包销航线、合作经营航线等业务，2005年至2008年其与南航股份所属12家公司共签署52份包销或合作经营协议，估计总价值在30亿元人民币以上。至2008年，南航股份下属的9家分(子)公司与湛江日美公司在北京往返三亚、北京往返长沙、北京往返郑州等13条航线开展包销业务，其中北京航线11条。2007年至2008年南航股份所属10家分(子)公司分别与其在北京往返武汉、北京往返深圳等24条航线(83个航班)上签署了合作经营协议”。
“这些人都很富有，几年赚几十个亿。业内人士都知道审批一条好的航线，审批一个好的包机就等于是一个摇钱树，就是一个印钞机，这里面的盈利何止200%？”张起淮说，在业内，因审批、倒手航线，不管官员还是商人，大多是一夜暴富。
像庞汉章一样充当民航局和航空公司之间中间商的，并非庞汉章一人。“不会少于五人，甚至有人和庞汉章一样手里都握有四五十条航线。”上述业内人士称。
然而，在这些利益纠葛的背后，却是国有航空公司的连年亏损。就在2008年，中国民航业全行业巨亏280亿元，是中国民航业30年来的最大亏损。
审计牵出案中案
一切的改变，源于一次审计。
2008年12月，南航原总经理刘绍勇转任东航总经理，审计署要为刘绍勇做例行的离任审计。结果，审计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叫“航权协调费”，即南航作为一个中央直属的国有大型企业每年却向提供航空代理服务的日美航空支付几个亿的各项费用，其中包括有包销分成、合作经营费等各种名目。于是，审计署对日美航空进行了延伸审计。
上述业内人士为《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5年至2008年，关于航班申请协调费的审计事项中，“运输成本-其他直接运营费，航班协调费”和“销售费用-国内业务，交际费-航班申请协调费”科目列支相关费用共计45467306.31元。南航公司的运营成本上列支的上述航班申请协调费，用于对民航总局、华北、新疆空管局和民航华北、西北、中南、新疆管理局等赠送礼品、茅台酒及支付接待餐费、旅游费等。“此外还有巨额的非列支项目，具体数据就不得而知了。”这位业内人士说。
审计署某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审计机关自2009年5月进驻日美航空，与南方航空相关的审计调查于2009年8月6日正式递交总署。该人士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波折，比如，审计署将审计报告交给中纪委，但是中纪委一开始并未重视，“因为案中可能涉及的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的级别，尚轮不到中纪委来查”。但是审计署认为事情严重，继续上报，经高层领导批示，最后中纪委直接接管此事。
天衢酒店一位员工称，2009年11月13日，庞汉章从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前往沈阳出差，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后，庞汉章给公司打回一个电话，通知财务协助审计机关查账。
2009年11月底，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检察院的检查人员到湛江日美航空了解情况，公司的人才意识到，“庞总可能真的出事了”。
庞汉章被调查后，黄登科也在短短一周内，从顶峰跌落到谷底。
2009年11月23日，黄登科被免去已担任了6年的民航华北局局长职务，转任中国民用航空局离退休干部局局长。一周之后，他的新职务也被免去。
2009年11月30日，周一，离退休干部局的员工迟迟等不到新局长，却听到了黄登科被“双规”的消息。“他的妻子和儿子也被要求接受调查。”天衢酒店的员工告诉记者。
拔出萝卜带出泥。随后，黄登科牵扯出了已经在雅宝路销声匿迹多年的魏景波。魏景波，一位非常有名的“俄罗斯包机大王”，曾经是雅宝路上最大的货代商——联洲国际物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像庞汉章、魏景波这样早年从事货运包机业务的包机商，都和分管航线和时刻审批的官员关系密切。魏景波被调查后，又“抖”出了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张志忠。自1996年至2003年期间，张志忠担任了民航局运输司司长，后调入规划财务司任司长，而这两个部门历来被视为民航局最“肥”的实权部门。前者主管航空市场准入和航线、航班时刻审批，后者任职的财务司则掌管民航发展规划和投资、财务安排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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