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5线路是富士康员工最为熟悉的线路之一，这是连接厂区外围的专线小巴。票务员张大姐最近打听到一个她不太愿意听到的八卦—富士康龙华厂的部分厂区要搬走。对于每天往来于富士康南北门的小巴公司来说，这并不是个好消息。已经做了6年乘务员的张大姐早已习惯于早上6点上班，一个上午4趟车跟下来营业额就有500多元，“周末人会更多。”张大姐说。为了增加生意额，995线路的小巴数量今年还特意增加至30台。

　　帮富士康安装监控器的散工老黄说，员工要迁走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至少从去年开始就有人离开迁往内地。他还为此开拓了另外一项副业—搬运行李，春节前后这项业务每天都可以为他带来150多元的额外收入。“比散工挣得多多了。”老黄只需要花20分钟帮工人把行李从园区搬到上车地点，等候在龙华广场或者南门的大巴员工就会帮忙抬上车。

　　深圳市受到的影响远比这些小工来得多。富士康的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每年占据着深圳出口额的10%至15%，搬迁的影响可以预见。根据海关总署今年4月20日发布的“2009年中国外贸200强排行榜”中，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的9家公司出口额就达到了400.5亿美元，是中国出口企业的团体冠军。

　　从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设立鸿海精密有限公司开始，这座城市便成为这位台湾企业家最为钟爱的地方之一，“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郭台铭当时如此解释选址的缘由。他说，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多年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万人的工厂集群。

　　但如此庞大的规模也许就此止步了。

　　“从去年12月的时候就开始听说PC部门要搬去重庆了。”王亚东是深圳龙华总部IPPD事业群的一名员工，在听说要搬迁时还没有发生后来工友陆续坠楼的那些事。

　　“像PCEBG（个人电脑周边事业群）有部分要搬，Service（服务器）也有部分要搬，基本上每个事业群都在陆续搬离。”王亚东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一些人数比较多，劳动成本比较大而利润较低的生产线都要搬走，规模比较大的搬迁在春节前后就开始了，主要搬去重庆、武汉、烟台这些富士康在内地的工厂。

　　但搬迁在富士康内部员工中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的定论，一些说不搬的部门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一些说大规模搬离的部门反而留了下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句员工经常用以形容富士康的口头禅后来又进化成了“你什么时候搬”。王亚东说，一些部门已经开始在打包行李，帮苹果代工的生产线陆续进驻空置的厂房。

　　搬迁的事情也让何小丽无法再回到富士康的工厂里。

　　6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对外发布了普工提薪30%的消息，而就在提薪前的5月29日，富士康进行了人力冻结，停止了普工以及其他岗位的招募。今年辞职回家探亲的她回到深圳时发现已经很难在富士康找到合适的岗位，大规模招聘的都是生产线长和生产组长。原本是富士康消费电子产品事业群工人的她现在在厂区附近找了一家小卖部打工，身上依旧穿着过去富士康发的白色T恤。

　　搬迁并不是富士康公司一时的决定。从2008年开始，急于转型的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

　　李金明曾在那个时候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是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间，富士康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大部分转移地周围都有富士康大客户的工厂。

　　富士康廊坊工厂的部分业务原本在北京亦庄诺基亚研发中心和工厂的隔壁。而转移之后两者之间也不过1个小时的车程。定位为量产工厂的廊坊今后将为在北京的诺基亚以及在天津的三星等工厂供货。由于诺基亚等公司属于全资子公司，这种供货模式还算是出口。

　　“廊坊和北京的工厂有时候也会直接向海外供货，主要是巴西这样的国家，但不会超过总产量的1/10。”北京亦庄工厂的一位课长对《第一财经周刊》透露。诺基亚和富士康在印度都有一家大规模的工厂，印度属于诺基亚低端手机的一个重点市场，而富士康也就近在印度设了自己的厂，同时也会为其他国家的订单做一些生产。廊坊工厂大致10%的手机业务外供巴西，其余都内销到这几个大客户的工厂。留在深圳的基本是苹果等完全外销的业务。重庆项目周边也有惠普等客户，富士康从2009年开始将电脑制造、集成电路、汽车电子等10条生产链逐渐从深圳转移到重庆。

　　“其实搬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曾经撰写过《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的《深圳商报》首席记者徐明天认为，富士康向内地迁移一方面是为了更加接近代工企业，另外也为内销打基础，除了深圳和烟台这两个地方主要做出口外，其他的生产基地可以专心做内销的产品，地方政府的态度也能提供有力的竞争环境。

　　即便是新工厂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让富士康头疼的招工问题依然存在，生产线转移带来的高离职率也在影响着留下的工人。

　　“有的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能回北方去，有的人说要搬的话就立马辞职。”IDPBG（数字产品事业群）的吴亮周边有不少要被“转移”的朋友都在写申请，如果被批复，可能挣得钱比过去还多。吴亮现在是苹果机壳生产线上的线长，在富士康内部属于“福利较好”的部门。在生产线被转移的空置厂房中，能看到不少像他一样的线长正在协调新机器的事情。

　　“有些厂房装上了苹果的生产线，F区有一栋4层的厂房，我们有时候还在里面做。”吴亮见过装修前的情景：机器先分拆好放进木箱里，由搬家公司的人运到厂区门口的货柜车上，来不及运走的木箱则会堆放在厂区的角落里。

　　“看到这些机器被‘冷落’到一边还是很难受的，不知道哪天会轮到自己。”今年不到20岁的工人阿胜是湖南人，还没有正式从机械工程技校毕业的他前不久被学校派到了富士康PCEBG做模具开发。“其实就是一个打铁的。”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

　　“我们事业部具体什么时候走不知道，但是肯定是要搬走的。”只要是不赚钱的部门，都会慢慢迁走。

　　阿胜的工资不够花，每个月都是月光，从来没有想过要赚钱养家，他最希望可以在富士康积累社会经验、技术和人脉资源。“现在烦心事也很多，每次我都对自己说我还年轻，不怕。”虽然阿胜的家乡湖南离武汉很近，但是他并不想离开这个年轻人的城市。富士康是他第一个上班的地方，要是不搬厂他相信自己会多留两三年。

　　但事实是，目前阿胜所做的模具已经通过富士康烟台的工厂进行生产，龙华的厂区基本已经不承担生产的任务。阿胜在6月底上工的时候见到了郭台铭，这不是他第一次见到这家企业的大老板，“在工厂出事之后，郭台铭就常常在工厂转。每次都走得很快。”能够这样和大老板“接触”让他感觉很自豪。

　　大学生郑胜则对厂区内发生的变动并不是很在意。他所在的部门属于总部周边的产权部门，从汕头大学一毕业后就进入富士康，到现在已经有3年的时间。“我们是肯定不用搬走的，周围的同事也很少谈搬迁的事情，要担心的可能只是普工和一些要去开拓市场的干部。”

　　富士康按照和政府的约定把宿舍管理权交给物业公司。7月3日，在富士康龙华园区L1—L5外正式挂上了物业管理公司进驻的横幅，负责接管的是深圳当地的两家物业管理公司中航物业和开元物业。“现在我们签订的只是意向书，先试行管理其中的七八栋宿舍，磨合到一定时间再正式全面接手。”中航物业管理公司住宅事业部李经理表示，以后不会把员工的生活和工作划分条条块块，会通过组织活动和工人打成一片。开元物业则专门包了辆商务车进行两天一次的考察，“我们从6月初竞标到25号签订协议一直就没有休息过。”开元物业总经办熊先生说，进驻富士康的团队由公司副总带队，每两天考察一次，每次的专业小组都不一样。

　　富士康在物业接管上并未表现出异样情绪，但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教授认为，富士康此次加快搬迁速度除了有成本和地区优惠的可能性外，还可能是和深圳政府产生了矛盾。

　　友达光电厦门工厂总经理池泰安则把富士康搬迁前的加薪行为看作一次搅局。“我们所有的制造企业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也都一直很关注事情的进展，还在对它可能的结果进行着预估。”他表示，富士康许诺的大幅度加薪真的兑现就会造成制造成本的提高，成本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内地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府所提供的土地以及税收上的优惠来解决，但留在珠三角的企业会面临很多问题。

　　的确，对于大部分员工来说，6月份的工资单确实可以带来些惊喜，但大部分的工人似乎并不指望66%的许诺可以兑现。在今年5月份刚刚从深圳调往河北廊坊的张红到现在只能拿到加薪30%后的工资，对于河北当地新招的员工来说，更多的人拿到的是760元的实习工资，转正之后仍是900元。

　　“其实加薪66%就是一个幌子，有人说富士康会把每年两次绩效奖金取消，这个奖金是底薪的5到8倍，算下来其实也没有涨多少工资。”张红作为今年第二批进驻廊坊的深圳员工，被许诺的3000元“补贴”也在年后才能拿到。

　　“怎么办”是现在留在龙华厂的工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对搬迁的问号，对加薪的问号，对未来的问号在他们身上还得不到解决。

　　在富士康厂区外，一位光着膀子、穿着碎花裤的杂货店老板也在问相同的问题：“富士康的人要是走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办？”

　　新的开始

　　在富士康的迁入地，招聘成为首要大事，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这个纳税大户上各显其能。

　　在河南省郑州市，几乎每个小区的门口都被贴上了带有富士康名字的招工通知，街上到处是“富士康招工报名咨询点”横幅的惹眼红色。

　　富士康在河南兴建工厂的草案据传在6月下旬签订。河南省政府的心情似乎比天气还要灼热。它在政府网站贴出公告，要为富士康招聘10万名员工。

　　6月18日，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富士康科技集团在豫招聘培训员工动员协调会”，动员全省政府资源帮助富士康招工，各级地方政府都分配有相应的招工指标（比如洛阳1万名、商丘5000名、漯河2000名），同时还制定了相关的补贴和服务政策，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划拨钱款按每人200元职业介绍费、100元/月就业生活费的标准给予补贴，并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规定中还涉及了派往深圳实习在校生的各项补贴。

　　包括郑州在内的河南省18个市县的各类政府、非政府的就业机构，都参与到招聘中来。

　　“省就业促进工作办公室牵头组建了一支专门的工作小组，抽调了人才交流中心、农民工小组等好几个部门的人马，在全省展开富士康的专项招聘工作。”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第一财经周刊》介绍。它将招工指标层层分解下放到不同职能的部门，工作细致到了街道办事处这一层。

　　不到一周后，人才交流中心和职业介绍所便开始在各自的据点开设专门的招聘窗口、轮流组织专场招聘会。6月24日，《河南日报》还发表了关于“富士康招工”的答记者问，详细介绍了招工的标准和薪资待遇等，大篇幅地为富士康招聘做集中的宣传跟背书。这个政府招聘工作小组的效率高得出奇。

　　像河南郑州这样的内地城市开出的条件对富士康存在着一定的吸引力。郑州当地一位政府官员曾向媒体表示，为了引入富士康，政府在税收、土地供应、用工服务等多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让步”。河南省政府很早便组织了由副省长牵头的工作组负责项目跟踪，郑州市更于2007年就成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并由市长赵建才担任组长。然而，在过去的数年中，它们“与富士康的谈判也是谈谈停停”，一直进展不大。

　　内地的一些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同质化竞争现象—土地、税收、用水用电供暖等配套、劳动力供给，这些“红利”是它们能够给予富士康的全部。河南的优势在于，富士康的80万员工中，河南籍员工有15.7万；另外，该省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土地出让金额也都相对较低。

　　相对而言，富士康似乎更青睐河北廊坊。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比郑州优越，它距离北京和天津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而那里有富士康大客户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等公司的工厂。富士康2006年开始考虑在此设厂的时候，选择了廊坊市南的龙河，而不是市北更加成熟的经济开发区，主要原因是南面有更大的面积可以建厂，但这也造成了如今龙河只能看到富士康一家工厂，周围都是未经建设的土地。

　　但是，像郑州和廊坊这样的内地城市，对富士康深圳龙华科技园的员工尚缺乏吸引力。在他们眼里，廊坊和郑州这样的城市，根本没法与服务设施配套齐全的深圳相提并论。

　　作为一个中层管理者，张宏在4月底从深圳来到了廊坊厂。在深圳时，他所在的部门负责为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生产手机外壳。半年前，他收到了厂里为廊坊厂招聘业务骨干的消息，愿意去的人有升职加薪的机会。“这种事情领导不会直说，只会通过各种渠道让你觉得这次是个好机会，是笔大投资。”单单是张宏所在的制造处就说要投资两亿元人民币。

　　公司不断在龙华做北迁意愿调查，当调查进行到第三次的时候，张宏的心理防线被攻破了，他决定离开深圳，以第二批技术骨干的身份去河北廊坊。“每个人过去之后至少要带一两百号人，多的甚至要带五六百人。”他说。

　　可是，张宏很快就后悔了。“这里的环境至少要落后深圳几十年”，附近5公里没有任何一家超市，风沙每日不停地吹，让出生在南方的他皮肤皲裂。工厂的规模还只有1万人上下，虽说是每天工作10小时，但管理者并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

　　富士康打算把廊坊建设为手机代工业务的主要生产基地，该公司已经将深圳厂区的部分工人和设备搬迁过来，还要添购新的设备，新建厂房。也许到年底，这里就会有超过10万人的规模。

　　扩张的速度太快了，宿舍不太够用。在廊坊厂里已经有六七栋带中央空调的宿舍楼，但是当工人小周今年初短暂离职又回来廊坊厂之后，发现厂区宿舍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工厂临时将他们安置在地方政府提供的当地学校宿舍里，十几天之后，新的宿舍楼紧急投入使用，他们才搬了进去。

　　每天都有新鲜血液补充进这支年轻的制造业大军。其中，尽管从深圳内迁的话题被炒得很热闹，但搬运过来的多为机器，一起过来的员工少之又少，目前的新员工以当地招聘为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课长向《第一财经周刊》介绍，在管理层和技术工人中，北迁和当地招聘者的比例约在1：1.5，而普通工人的这一比例则至少是1：5。部分原因是很多南方的员工并不想来到气候干燥沙尘漫天的廊坊工作。

　　3块钱一碗的凉皮儿馆子里，小周明显对自己面前这一碗不怎么上心，一边用筷子扒拉着，一边瞅几眼街对过的小网吧。网吧里黑漆漆的，一点开始营业的迹象也没有，这让他越来越沮丧。

　　周日是富士康在河北廊坊的工厂唯一的休息日，早些时候，小周爬起床冲了澡就赶到工厂北门的网吧，却撞上了临时停电。旁边那些耗电少一些的服装店，小饭馆都在门外放着柴油发电机坚持，使得唯一的一条泥土路上声响震耳欲聋。但网吧没法靠一台小柴油发电机供电，只好打烊。

　　这片为了满足富士康3万多年轻工人的生活需要而迅速从菜地里冒出来的商业街，还不够稳定，经常会出一些状况，但小周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更好的选择，从这里去市区要骑20分钟左右的摩托车，周围除了菜地就是树林，而它们已被归入富士康将来的建厂计划。

　　张宏来到这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招聘员工。按照富士康的计划，廊坊今年要完成5万人总人数规模才能基本形成手机量产基地的规模。这个计划到现在完成了接近一半，深圳坠楼的新闻报出来之后，招聘变得更加困难。富士康内部有回流的制度，张宏现在希望能够找机会回到深圳龙华，不过他觉得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个想法很难实现。

　　在当地招聘工人没有预想中那么容易，富士康甚至为此开出了“介绍一个工人进厂，奖励200元人民币”的赏格。小周动起了这个心思，他介绍了自己的老乡—一个不爱说话的高个儿小伙，他们俩都是河北邯郸人，老家到这里并不远。

　　“最近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要涨工资，”小周说，“但是也不太清楚要涨多少，什么时候涨。”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千万不要只给深圳的工人加薪，不给廊坊加。

　　放下筷子，他们俩得回厂里了。这座工厂仅南墙就有3个大门，但普通员工出入只能在西门。于是，周日的下午，两百多人开始慢慢在西门的日头下排队，等着由保安检查身份之后回到宿舍楼。

　　接下来廊坊厂可能将面临一次快速的扩容，不仅深圳的部分工人要往这里搬迁，富士康在北京亦庄的工厂也将有一部分的员工和设备要搬到廊坊。亦庄和廊坊虽分属北京和河北，但相互之间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对于普通员工来说，搬一次家的心理障碍比深圳的同事们要小一些。

　　亦庄富士康有三个厂区，其中一区计划全部搬迁到廊坊。实际上，搬迁工作在年初就已经陆续开始了。

　　大热天的下午，金勇和他的四个伙伴在离一区门口稍远的路边坐着。他们几个不是亦庄的员工，而是廊坊工厂的修理工师傅，这次来是从亦庄往廊坊搬机器设备，忙到下午3点多，机器都已经装车完毕了，只等这边的主管在单子上签字，他们就可以开车回廊坊去。不过领导们都在开会，一时半会儿顾不上他们，于是他们在路边的树荫下坐了两个小时。

　　金勇算是一个老员工了，1985年出生的他在廊坊工厂已经有4年工龄。这个身材瘦小的年轻人称自己从事的工作算是比较有自由的，哪里的机器设备有了点问题他们就负责修理，或者像今天这样搭车来外出干活儿，没有那么憋闷。另一位穿着黑色富士康短袖制服衬衫的年轻修理工如是形容他每天的工作：手机工厂有一个很简单的工位是给成型的塑料手机外壳削除4个毛边，12秒一个工作周期要完成4件，平均3秒钟要削好一个。每天算上加班10个小时工作时间，机器不会停下来，工人只能不停操作。如果需要上厕所，就举手让巡视的线长或者其他领导替自己一下。

　　数万名20出头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做着重复的工作，缺乏娱乐和个人生活。相互之间谈情说爱变成了一件有需要且发生频率极高的事情。“如果你想谈恋爱太简单了。”金勇和他的伙伴说。于是失恋就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富士康控制不了这一点，它不可能知道谁失恋了，也不可能知道谁失恋之后会想不开。

　　工资是金勇和他的伙伴们最关心的事情，现在廊坊的普工基本工资900块，每天8小时之外在晚上加班两小时，按照1.5倍工资计算，每周六加班一天，则按照两倍工资计算。即使是这样，每个月也只能赚到2000块出头的工资。

　　郭台铭已经给出了工资上涨的计划，但这个上涨计划不会一步到位，第一步是从900上涨到1200，然后在3个月之内进行全员绩效考核，考核通过的上涨到2000，不能通过的人酌情上涨。

　　除了工资之外，北京和河北的厂区领导都在想法设法避免在自己的管辖之下发生同样的悲剧，有的厂区领导开始筹划着给员工开设电影室、KTV房、运动场等等娱乐设施。另一些主管开始重点关注自己员工中家庭条件不好，情绪不稳定或者身体有残疾的员工。“你小子可千万别跳楼啊！”一些领导会用开玩笑的口吻关心自己的员工。

　　更加直接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落下，在亦庄的宿舍，外立面都已经支起了防跳网。两根铁管向外支出3米左右，张开一副副白色的绳网。员工宿舍的窗户也全部被钉死不能打开。

　　尽管廊坊市暂时还没法达到深圳那种经历了几十年沉淀的制造业服务集群水平，但至少好过郑州。

　　郑州的运气并不好。在河南省政府高调宣传富士康即将入驻之后，建厂一事突然生变。

　　远在外地打工的赵红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工资待遇不比你现在的差。”她的妈妈劝她回来，“街上到处都是带有‘富士康’三个字的横幅或宣传板，随便逮着一个，都有机会进入富士康。”

　　赵红连夜乘火车回到郑州参加周末的招聘会。7月3日，赵红来到了坐落在闹市区的河南省人才市场。此时已是中午，人才市场的台阶上散落着不少吃着盒饭的求职者，男男女女，席地而坐，交流信息。赵红径直走进会场。

　　但是，赵红并没有找到富士康的招聘点位。咨询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压低了声音告诉她，“省里早上刚发了通知下来，在建厂的情况最终确定之前，不再举行大型的公开招聘会。”听到这话，旁边围着的几个跟赵红一样扑了空的求职者一边啧啧地发出不满的声音，一边作鸟兽散。

　　关于富士康取消建厂的消息不胫而走。6月28日，河南省鹤壁市在官方网页上忽然申明“建厂一事尚未明确”但“招工属实”；很快，以为工厂尚在选址中的人们，随后又得到了新华社河南分社的消息：富士康将正式落户郑州市新郑东区。但不到一天时间，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又称主要生产线将迁至河北廊坊。

　　不管工厂建不建、何时建，招工还在继续。河南省就业促进办公室负责宣传的黄晓红表示：“招工并没有停下来，只是并非每一场招聘会都有富士康，也并非每一个人才交流中心或职业介绍所的网点都会开辟富士康的招聘专窗。”

　　现在，不管富士康的态度如何暧昧，河南省发改委批给富士康的2000亩地都静置在那里，这块荒地以及暂撤出的农田似乎代表了这个急于解决税源和就业压力的大省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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