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冯增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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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到类似美国1983年国家教育质量委员会发布的告全国人民书——《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中那种高度责任感的气吞山河又振聋发聩、鞭辟入里的警世之言。这或许正是我们同这个大国之间的最本质区别，一种教育观即教育思维的区别
7月13日至14日，期盼多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召开。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讨论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下简称《纲要》），致力于开启中国的伟大未来。
可以说，走向国家“十二五”发展建设最令世人关注的重大事件莫过于制定这个《纲要》，因为我们把教育作为大国崛起的基础，更期盼着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大国的伟大教育创新。我们期盼，它能像11世纪欧洲波隆那大学的创立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推波助澜，像16世纪新教改革运动对教育理念的创新掀起的普及基础教育运动推动风起云涌的欧洲文明进程，像16世纪中叶英国新教改革运动掀起的民众识字运动和实用教育创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爆发，像19世纪初普法战争普鲁士失败后掀起的三大教育改革推动了德意志强国崛起，像19世纪后半叶美国《莫里尔法案》激起的多种教育创新推动了美利坚合众国大繁荣那样，中国也在期盼着新的《纲要》能引发重大教育创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繁荣昌盛。
以上所列举的导致大国崛起的伟大教育创新，都是在国家发展面临重大发展困境，迫切需要对教育进行新的整治，以图转型发展的重大时刻引发的。如11世纪教会的愚昧专横使人们对知识充满无限期盼，由此引发创立新的大学带动世界重大进步；美国建国来几经努力寻求发展上的时代突破，《莫里尔法案》体现了美国对发展的新认识，从而有力地策应了南北战争后发展对教育的巨大期盼，激发出重大教育创新，30年间成就世界霸主之梦想。
中国现时社会发展面临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发展模式问题，诸如越发展城乡差距越大，贫富越悬殊越分化；近10年来教育发展越快，但民众意见却越大，学生负担越来越重，教育质量却越来越差。在新经济危机下，中国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励精图强，走向大国，因此对《纲要》充满无限期盼，迫切希望教育推动新的创新，找到转型契机，突破发展困境，冲向国际舞台，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这应当是《纲要》最重要的时代责任。
《纲要》的制定和颁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崛起，走向大国的重大举措，尽管年初《纲要》公示备受关注，批评声音也不绝于耳。的确，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亟需重新审视其发展模式，积蓄向上冲击的内在动力。制定国家发展新的教育规划，举办这样一次高规格的教育工作会议，正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一种需要，是对未来发展模式的整体思考和重大设计。
首先，教育始终是时代的教育，要办好教育，就必须要按时代要求把教育发展规律具体运用到实践中，《纲要》的重要贡献首先在于对以往实践做了较完整理论的理论概括，其意义深远；其次，制定纲要的强烈民族冲动，积极寻求对未来教育的把握，以及纲要中表述对中国教育改革的诸多新见解，都深刻地反映出中华民族日臻成熟的科学发展观和对未来发展的民族自觉；第三，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是一种集思广益、推进思想冲撞协调统一认识从而达到酝酿提升民族现代教育意识的重要方式。规划的制定，不仅仅在于对未来发展指出方向和提供工作建议，重要的是在于民众从中参与了对民族未来教育发展的思考，并依据这种战略思路来审视民族发展的各种问题，形成教育共识。这是简单的开会、做报告不可能达到的。
《纲要》以及召开这次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与历次相关纲要和大会有根本区别。同第一次拨乱反正、启动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后来两次旨在推动教育更好更快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同，《纲要》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促使教育扩张和普及，而是国家走向大国的民族设计；不仅仅要走出“教育就是读书”的传统教育认知，更重要的是去除“读书做官”，走出狭隘的读书就业、教育以政治挂帅或简单的以经济为中心的狭隘小农思维，建立一个关乎人类及其民族未来的大教育，一个文明、博学、上进、昌盛的泱泱大国；不仅仅是要结束“战争决定论”或抑“教育总量论”，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由教育主导社会发展的绿色发展模式，一种反映人的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模式。只有建立起教育主导社会发展的新发展模式，社会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社会，也才能真正从资源大国走向资源强国。这些，都需要我们既要下决心去除中国传统教育中浓重的保守性和功利性，挽救被曲扭的童心，赋民族未来于学校，也需要《纲要》超越对以往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某种工作性的罗列。因为最重要的是为中国提供一种走向未来的新模式，并依次对各种教育行为进行深刻把握。
指出教育是民族发展基础的认识固然可贵，但更重要的乃在于实施走向未来的实践设计。在这一点上，我们未能发见《纲要》对中国未来如何解决发展模式问题、饱受批评的高考统考制问题，特别是“为何教育越发展，学生负担越重而创新力越弱”等等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这些都是无不令人遗憾的缺失。这种缺失正是表明我们走向大国的真正距离。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读到类似美国1983年国家教育质量委员会发布的告全国人民书——《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中那种高度责任感的气吞山河又振聋发聩、鞭辟入里的警世之言。这或许正是我们同这个大国之间的最本质区别，一种教育观即教育思维的区别，即大国与小国的区别。
奉读《纲要》，我们期盼走向大国的伟大教育创新！
（作者系教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教科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副会长，广东高等教育学会比较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广东教育学会教育现代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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