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如何转型“干净出资人”

　　《国资法》正式实施一年余，专访《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

　　实施一年多来，《企业国有资产法》（下称《国资法》）的核心理念——各级国资委作为“干净的出资人”，在执行层面遭遇种种尴尬。

　　《国资法》于2008年10月通过，2009年5月1日正式实施。彼时，业界和学界总结，《国资法》最大的亮点，是剥离国资委监管职能，回归“出资人”地位，改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状。

　　然而一年多的实践表明，与现实相比，《国资法》的这一理念似乎早了一步。

　　一年多来，各级国资委并不着急向“干净的出资人”转型，反而忙着推出新的资本运营平台。这使国资委陷入两重尴尬：一方面，这一做法与法律精神相违背；另一方面，国资委和新的资本运营平台，职能和话语权如何定位，再遭遇一番尴尬。

　　为此，《第一财经日报》7月11日专访了《国资法》起草小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

　　国资平台多此一举

　　第一财经日报：这两年，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包括中央层面，都不约而同地成立了国资运营平台，比如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已经划过来2000多亿资产，与《国资法》的精神相对照，你如何评价这个现象？

　　李曙光：《国资法》的精神，是要减少层级，由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然后一级企业管二级企业。新架设的资本运营中心，层级变多了，这与现行的《国资法》相悖。

　　北京的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成立时间不长，理论上大部分资产都划过来了，但这与实质上的“划过来”有区别。比如北京的一家国企，与另一家产业链有关联的国企合并，上面成立一个控股集团，再上面又有一个资本运营中心，中心上面才是国资委。

　　设立一个管理层级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很高，层层代理，相当于没有代理。链条一长，道德风险就加大。

　　同时，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多出来的架构或者中心，如果不听国资委指挥怎么办？如果国资委与这个中心的意见不一致，下面的企业又该怎么办？

　　日报：所以国资委应该向“干净的出资人”转型，而不是急于成立资本运营中心？

　　李曙光：国资委要从政府管理转向出资人的管理。按照《国资法》相关规定，国资委的定位，是一个特设的、法定的出资人法人。它是一个法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

　　所以，国资委本身就是一个资本运营中心，没必要再成立一个资本运营中心。如果国资委是这个角色，控股公司又是什么角色？

　　但现在的关键，国资委并不是法人。

　　中投2号（注：国新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立时，我表达了两点意思：第一，本质上，这与《国资法》的精神是违背的；第二，如果要做也要作为一个过渡，是未来国资委“干净出资人”角色的过渡。要清楚的是，这个中心不是你未来的目标，而是目标的过渡。

　　国资委定位不清

　　日报：听说当初在选定这个草案时，争议也非常大，你当初为什么要坚持这个理念？

　　李曙光：有观点认为，国资委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但到底是哪些历史任务呢？我们不能总是笼统地说国情。这是不对的，应该早点把职能分开。

　　《国资法》确立了四个层面的外部监督：一、各级人大常委会；二、各级政府；三、各级政府的审计部门监督；四、公众监督。有了这四个层次的监督，外部监管体系就比较完善了。

　　至于监管，有工商、质检、检察机关等部门做专项监管，金融行业则有一行三会的监管。

　　民营企业就没有这样一个“婆婆”来监管，同样运作得很好。有了各层次、各部门的外部监督，国企的内部监督，国资委可以通过委派董事和监事来完成出资人使命。

　　日报：但很多监管职能恐怕也确实不能剥离，比如国资全局的整合，比如与建设部门、规划部门、统计局等各部门的沟通，再比如协调国企为世博会服务等相关工作。

　　李曙光：整合只要依法整合就行了，一个大型民企集团的老板，A公司换成B公司，老板就可以拍板，那么国资委作为国企的老板，也一样可以行整合之职。

　　只要涉及企业经营，国资委作为老板就应该有这个义务与各个部门沟通。

　　国企为世博服务这样的公共职能，也是可以做的。但国资委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和老板，可以与政府部门沟通，沟通的结果和执行公共职能的收支情况可以告诉公众，向公众解释“这一部分为什么亏损，那一部分为什么盈利”。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给政府在财政方面一个压力，不是说国企为公共职能出一些钱是理所应当的。就算理所应当，也应该把边界划清楚。

　　日报：我们还了解到，当初立法时，国资委也参与了讨论，为什么在推动《国资法》精神的落实方面，看上去并不积极？

　　李曙光：这与大的体制环境有关。更主要的是，国务院国资委还处于转型阶段，转型需要时间。同时，各级国资委对《国资法》的精神领会也需要一定过程。

　　我相信，给予足够的时间，国务院国资委一定会站在战略高度，以改革全局的眼光来推动《国资法》精神的贯彻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