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金融机构错误应由自己埋单

　　普通中国人，比如我的那些邻居大妈们，现在普遍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待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她们深信自己生活在当今世界上最繁荣、最安全的地方。我赞成她们的判断，我内心希望我们的繁荣期更长一些，我们繁荣的基础更扎实一些，为此，我可能对一些潜在的抽象风险过于敏感而不得不多提出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我因此容忍批评者指责我神经过敏、无中生有或者杞人忧天。

　　中国的媒体经常骄傲地宣称我国的公共负债比例远低于那些陷入危机的发达国家经济体，我此前已经多次撰文指出，国外公共债务之所以如此之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承担了金融机构倒闭之后的坏账，从而把某个金融机构的负债变成了政府的负债，这个情况在日本尤其明显，日本繁荣过后留下的泡沫破灭的苦涩最终大都由政府负债承担了，导致日本公共债务远超其GDP，美国的该数据现在也接近其GDP总额了。我国公共债务之所以远比日本和美国低，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人民银行用央行再贷款，置换了银行坏账，在我看来，明知其无还款能力，继续发放央行再贷款，无异于印钞票，所以我国的金融机构的坏账最终可能或多或少地通过这个途径解决了，政府并没有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只是老百姓手里人民币的购买力被“无形的水”稀释了。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们今后都要防止出现金融危机的再次出现，就必须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为此，美国政府已经在行动了，对于他们的金融改革方案我无意发表看法，因为那完全是美国的内政。但是美国的做法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曾经有议员提议拆分目前混业经营的庞大金融机构，而由私人所有的小型金融机构取而代之，这样就可以防止政府在金融危机中面临一个“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的私营金融机构，不得不动用公共资源予以救助，这也曾经是最近的G20会议的议题之一。

　　在美国的自由市场派人士看来，只要每个金融机构不足够大到挟持金融安全，其私营业主内在的控制风险的本能就能够防范整个体系的风险。最近有关欧美金融机构限薪、加税的讨论其实无不发源于金融危机时这些国家动用了公共资源救助私营企业的决策。有些国家的议员甚至言辞激烈地认为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实施了木马计，导致公众为其经营失误买单，决定股市牛熊的，其实是一匹木马。

　　不过在我看来，金融机构无所谓大小和所有制的问题，只要资本市场本身的交易体系健全，完全可以杜绝金融风险的发生。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有潜在的问题呢？中国的金融机构大都是国有控股的，但是其股权又不直接由全国社保基金掌握，监管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划拨了10%,但仍然由政府指定的国有公司或者财政部直接持股。这样的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机构的管理者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可以大量放贷，扩张规模，享受着由于企业业绩改善而带来的薪酬和福利的增长；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机构可能出现的大量呆坏账，这些坏账最终有可能由公众为他们买单。

　　因为在我国，动用公共资源救助金融机构的动机还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理由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大家认可这些机构大都是国有控股的，从理论上讲他们的生死攸关于全体人民的福祉；其次，这些金融机构的高管们在经营比较顺利的时候往往吹嘘自己的管理如何的先进，而当出现坏账的时候，却暗示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变化无常，弄得大家都感觉他们很无辜；第三，我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公众厌恶出现一个巨大金融机构倒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由此，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的金融机构对于扩张，对于再融资，一直都是很热忱的，他们可能认为对于他们所管理的机构来说，越大就越安全。

　　我在资本市场的好朋友曾经戏称我对于中国货币发行机制懵懂无知，他说中国可能存在着“坏账驱动型”的货币发行机制，其运作原理经由他一番绘声绘色的杜撰之后，听起来还有点儿逻辑，我现在转录如下：各大金融机构在繁荣期扩张信贷的政策会导致其在经济调整期出现巨额坏账，而这些坏账很可能最终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发债买单，而是由人民银行印钞票来填补。为了在印钞票填补坏账之后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我们最佳策略就是把人民币和美元挂钩，并尽可能地展现我们捍卫固定汇率的坚决态度。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吸引到足够的美元，如何才能让投资人对我们放心呢？ 我们可以考虑把人民币定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然后压缩职工工资，削减社会福利，放松劳动保护措施，降低环保要求，容忍更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更恶劣的劳动环境。这就是我们过去10年看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给金融机构买单1997年金融风暴的坏账，人民银行动用的货币发行权，然后为了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我们适当低估了人民币汇率，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而我们国内就会出现环境破坏和劳动条件恶劣的经济发展模式。我想这个朋友的讲话可能太偏激了一些，但是我欣赏他的总结陈词：我们真的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这让我想起了李克强副总理今年6月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必须调整结构。

　　调整结构的讲法其实从1998年朱总理开始就一直在讲，我们真正需要采取行动的话，就应该从源头开始，把那个造成所谓“坏账驱动型货币发行机制”的源头堵住。政府应该明确今后不再为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错误埋单，金融机构必须自己适应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体系，而不是依赖于有着货币发行权的人民银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并逐步的推动产业升级，我想我们这次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来源：周洛华)